《诗经·卫风·淇奥》有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思是在淇水弯曲幽深的地方，隐约可见茂盛的绿竹，不禁让人联想到“君子”挺秀清朗的风姿，精选切磋的方向，淬炼琢磨的人格。这是第一次将“君子”与竹子联系在一起的史料记载，以竹为喻也充分彰显了“君子”的品格和才华。春竹、夏蕙、秋菊、冬梅，而时茶乃四时之茶，春夏秋冬皆宜，今天，是该将茶列入“五君子”之列了!

　　自古以来，竹、兰、菊、梅被文人墨客称为“四君子”，赋予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成为人格品德的象征。作为“四君子”之首，从历史维度看，竹子是最早以“君子”形式出现的植物;从植物生物学特性来看，竹、兰、菊、梅对应一年四季，雨后春笋的成语也说明竹子在春季生长最快，我国竹子分布面积最大的是毛竹(亦称孟宗竹)，孟宗竹笋最大日生长量可达1.19米，至于夏兰和秋菊自然也是夏秋季节最受关注的植物，而梅多在冬季傲雪怒放;从科学维度来看，国际上通行的植物命名法规，习惯按照植物命名优先率原则来排序，既然君子最早指的就是竹子，而且竹、兰、菊、梅对应一年四季，因此“竹、兰、菊、梅”四君子之序也就自然而贴切。

　　“四君子”名称的由来，一方面是植物本身的习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历代文雅儒士的推崇而至。明朝安徽徽州文人黄凤池曾辑《梅竹兰菊四谱》，以四种植物品性标榜君子清高的品德，得世人共识，此后竹、兰、菊、梅被统称为“四君子”。现代文人梁实秋对此意象风骨评价颇为精准：“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得，不趋炎热。合而观之，有一共同点，都是清华其外，淡泊其中，不做媚世之态。”

　　纵观历史，历代文人墨客均对“四君子”情有独钟。孔子这样评价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魏晋时期的陶渊明爱菊，他在名篇《饮酒》中写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代林逋喜梅，他的《山园小梅》这样写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清代诗画家郑板桥在其诗画作品《竹石》中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可见，“四君子”不仅是中国文人墨客的寄世情怀，更是民族的情感深处一份精神寄托与归属。

　　茶，原不在“四君子”之列，却同样有着淡泊、清幽的本性，尤以其香悠远，味新香而“慕诗客，爱僧家”，摘茶、制茶、饮茶、品茶甚至是茶具、茶器都成为了艺术。茶，生长在青山、幽谷之间;茶树生命力顽强，无论严寒酷暑，四季常青;茶树乐于奉献，春芽待采，年复一年，直到生命的终结。茶叶吸天地之精华，圣洁润泽;茶汤先苦后甘，愈品愈清;茶艺道法自然，崇俭尚和。

　　中国人喝茶历史悠久，起源于神农，兴盛于唐朝，一直传承至今，少说也有4700年历史了。陆羽《茶经》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书中对于茶叶泡制过程，包括选茗、取水、备具、佐料、烹茶、奉茶、品茶等方法都十分讲究，故世人尊称陆羽为“茶圣”。

　　茶之清雅平和的品德吸引了无数爱茶之人。白居易诗云：“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看风小溘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等等，可见其茶不离手的习惯。相传乾隆巡访太湖时品尝了一种叫“吓煞人香”的绿茶，泡出的茶汤翠碧清香。乾隆大加赞赏并赐名为“碧螺春”，从此闻名天下。

　　鲁迅先生著文《喝茶》，其中说道：“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鲁迅将饮茶上升到文化层面，认为茶是一道精神饮品，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当代作家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是现代中国爱茶之人的典范。作品展现了茶商在忧患深重的人生道路上的隐忍精神和坚韧品质。

　　茶文化起源于生活，又归于生活，糅合了儒、释、道家诸派思想于一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融入中华文化的各个阶段。中国多少贤达雅士赞赏于茶之精神内涵，在茶香中提升自我，丰富精神家园。时至今日，茶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五君子”之列了!

　　我国是茶之故乡，也是产茶大国，不同地区因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生长出了各具特色的茶。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使我国的丝绸与茶得以传播至其他国家，既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使得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建立了和平、合作的良好关系，可谓贡献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