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加强中央集权，在职官制度上，中央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治）抑武（官）。

宋朝官制，以元丰改制为界限，改制前、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中枢官制是中央集权的轴心，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握有最高行政权者则是“宰执”。

今天我们来讲宋朝的“二府”。

所谓“二府”，顾名思义就是一文一武两大中枢机构。

宋代的“二府”，便是“中书”和“枢密院”。虽然，历代皇帝都渴望得到诸葛亮这样既忠诚又文武双全的人才，但真到了现实里，却没有哪个皇帝愿意让一人来手持文武二柄。因此，二府制的设立就是为了分权，以此来巩固君权。

宋代沿袭唐制，所以，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意义大体相同。

宋代的文臣之首，便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宰相。不过，宰相之下并没有什么“同中书门下副平章事”，宰相的副手是参知政事。从“知”和“事”这两个字，我们就能看出，虽然，参知政事名为副手，实为皇帝安插在宰相身边的眼线和耳目。参知政事存在的目的，未必是帮助宰相处理日常工作，而是“制约相权”。

当然，在平章事之上，其实，还有个“中书令”。实际上，中书令才是名正言顺的宰相，其地位与平章等同，但一般来说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位高权重，皇帝不会轻易任命官员为中书令，所以，此位经常是“缺而不置”。

宋神宗改革官制之后，宋代的文官制度发生了剧变。此时的首相已由平章事变成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而副手亦由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担任。当然，在他们官衔的后面，还要加上“平中书令事”。

到了南宋，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担任宰相，而门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则变成了前文提到的参知政事。从名称上来看，此时的“三省”已正式“合三为一”了。

当然，不是每个宋朝宰相的官衔，都符合上面的规律，也有特殊情况。

蔡京权势熏天时，曾被授予“太师总领三省事”的名衔，以太师领三省事，蔡京的名衔诠释了什么叫位高权重。可以说，在宋朝历代宰相之中，蔡京的名衔是最响亮的。当然，韩侂胄除外，他的名衔不算太正规。

韩侂胄的名衔相当唬人，“平章军国事”。蔡京的“领三省事”，就是主管三省事务的意思，已经有权倾朝野的意思了。可是，相比于韩侂胄的“平章军国事”，就略显俗套了。你主管三省要务，我负责军国大政，哪个更有权柄？显然是后者。严格说来，其实蔡京和韩侂胄的官衔都不规范，粉饰的痕迹太明显，所以，也没什么剖析下去的价值。

至于枢密院长官的官衔，自然是枢密使。与中书相同，枢密院的二把手也是皇帝的耳目，为“同知枢密院事”，起到了监督枢密使的作用。

宋神宗元丰改制期间，文武大臣对是否保留枢密院进行了探讨。

有大臣建议将枢密院合于兵部，但神宗皇帝却不以为然，对文武百官说道：“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这里就体现出宋朝皇帝的政治方针了，那就是分权。自枢密院设立以来，不但起到了与中书分庭抗礼文武分权的作用，同时，其本身的兵权亦被“三衙”和兵部瓜分。

因此，对于宋神宗来说，枢密院完全没有必要取缔。

两宋时期，所有担任枢密使的枢密院长官，全都是文臣，基本没有出现过武将担任枢密使的先例。

一般来说，枢密副使是监督枢密使工作的“间谍”，同样由文臣担任，而且，此职受信任的程度甚至会超过枢密使。

不过，有时遭逢战乱，让这些文臣来履行发兵之职总有些不靠谱，所以，在特殊时期副职亦会由武将担任。

在宋代，有一种说法叫“宰执”。

在宋代，宰执并不是官职，而是将“宰相”和“执政”两个名词并在一起的合称。担任宰相的平章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与枢密使、枢密副使，并称宰执。

宋代的分权之治，被宋朝皇帝玩转得淋漓尽致。皇帝绝不会允许中书、枢密院的权力合流，所以，宋朝前期并未出现过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大宋征讨西夏期间，由于将相不和所以一度落败。不得已之下，庆历年间出现了宰相兼任枢密使的特例。

不过在讨伐西夏过后，又恢复原职。

由此可见，宰相兼任枢密使，在宋朝并未形成常驻的制度。即便在用兵频繁的南宋，宰相兼枢密使也是在宁宗以后才成为定制的。

参考资料：

【《宋朝官制》、《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