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裴（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说是诸葛亮还没出山之时，就在读书充电的方法上，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特色来。他的三位书友，徐庶、石韬、孟建，读书方法都奉行四个字“务于精熟”。不仅读得精，还要读得熟。用现今流行的话来形容，他们都是“精熟哥”。唯独诸葛亮不然，他奉行的是另外四个字“观其大略”，可以叫作“大略哥”。

“观其大略”的准确含义，是注意观察吸收书籍当中的重点和精华。此处的“大”是重大的大，也就是书中的重点；而“略”是战略的略，也就是书中的精华。

对比之下，“务于精熟”的“精”，是精细的精，是指书中的细节，这就与“大略”的“大”正好相反；而“熟”是熟悉的熟，对书中的所有内容都要烂熟于心，这又与大略的“略”完全不同。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互有交谊的同一批年轻书友，会在读书方法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原来，这与当时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

当时的人才选拔，以孝廉科目为主体，儒经考试为中心。孝廉的选拔，由各郡的行政长官，按照每二十万人口推举一人的比例进行，以品德上的孝顺、廉洁为标准。入选的孝廉，照例要集中到京城洛阳参加考试，合格者就能进入官员的预备队伍。考试考什么？照例是考儒家的经典。从众多的儒经当中，任意抽取一小段，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和论述。如果对儒经不能从头到尾读得滚瓜烂熟，就有可能面对题目不知所云，只有交白卷的份儿，当官的美梦就完全破灭了。于是乎把儒家经典从头到尾读精再读熟，就成为读书人无形的指挥棒。至于这种“读死书、死读书”得来的“死知识”，对于个人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强，究竟有没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那就统统不管了。

明白了以上的大背景，再来看两种读书方法的反差，就容易理解了。徐庶等三位“精熟哥”，因为个人志向与诸葛亮完全不同，未能跳出传统体制的束缚，所以还在走东汉教育的老路。由于当时这种死板的读书方法，大多只能培养出等因奉此、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比如州刺史和郡太守，所以孔明先生才会对徐庶等三位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

至于诸葛亮的远大志向，则是要当一个文武兼备的军政栋梁，所以他才自比为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军事家乐毅。他所需要的知识，必须能够充分满足自己未来担当军政大任的实际需要，包括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战略指导，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前人发现和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有效方法和宝贵经验，如此等等。要想适应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志向需要，传统的“精熟”方法显然就很老套、很落伍了。经过一番主动的明智选择，他的新方法就应运而生。

再说当时的荆襄一带，社会相对安定，所以有大批学术文化精英聚集，形成后世所谓的“荆州学派”。这个学派提倡简明扼要的新学风，反对东汉繁琐零碎的老学风，刚好与他的志向相吻合。加之荆州学派的领袖，即水镜先生司马徽，又是与他关系亲密的尊长。凡此种种，也是客观上催生这位“大略哥”的优质文化土壤。

实用、简明、高效和创新，堪称是诸葛亮读书方法的四大亮点。然而在作出这一选择的东汉献帝建安初年，他只是虚岁不过十六七的小青年。走向人生起跑线之前的正确选择，不仅为他十年之后在历史舞台上的种种精彩表现，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当今正在努力读书充电，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年轻群体，提供了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

正可谓：孔明才智来何处？竟是先生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