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为背景，讲述了身处上流社会贵族环境中女主人公安娜的人生悲剧。安娜的悲剧是在社会和其自身双重矛盾冲突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一）上流社会的圈套

托尔斯泰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为背景，当时的俄国正处在历史变动时期，经过农奴制改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俄国迅速形成，但沙皇统治仍占据优势，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整个俄国的社会形态处在新旧思想交替的大转型时期，正如作品卷首所言：“全都乱了套”。虽然“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但是上流社会仍然左右着整个国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女主角安娜悲剧的核心就是她身处上流社会贵族阶层的环境之中。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是一个整体，大圈子里套着小圈子，安娜出生于显赫的官宦世家，丈夫卡列宁是当时沙皇政府的高层官僚，情夫弗隆斯基在军官学校长大，是一位青年军官，他们把安娜紧紧地圈在复杂的矛盾框架之中，无论她怎样挣扎都跳不出悲剧的漩涡。

安娜的丈夫、帝俄的高层官僚卡列宁又是种种圈套中最致命的一环。卡列宁是一位“铁腕”政治家，但在妻子的婚外情面前，却是一块“软豆腐”。他看到安娜和情夫不成体统地坐在小桌旁，并没有火冒三丈，而是委婉地要妻子一同回家；当妻子与情夫热恋后回家也只是“想与妻子谈谈”；更有甚者，当安娜明白地告诉卡列宁：“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正是卡列宁这种为保持自己上流社会体面地位的迂腐行为一步步将安娜送进悲剧的深渊。

（二）伦理道德的压迫

安娜是在家庭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的压迫中逐步走进悲剧深渊的。上流社会的人们用虚伪的道德观和宗教伦理逼使安娜低头。当弗隆斯基和安娜的婚外情闹得满城风雨时，那些妒忌安娜的妇女们和上了年纪的人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用道德的剑锋直指安娜的胸口。而安娜身上的婚姻绑架和道德桎梏又使她不能用行动反抗，不离婚就不能结婚，不结婚就只能以情妇身份与布隆斯基交往，这让布隆斯基无法忍受，最终矛盾爆发。

（三）包办婚姻与腐朽制度的毒害

安娜受到包办婚姻制度的毒害，少女时期就被包办嫁给了大自己二十岁的丈夫卡列宁，可以说是反动官僚与地方贵族互相勾结的一桩婚姻交易，毫无真爱可言。

卡列宁为人虚伪、刻板，一心追求政治地位，完全不懂爱情。安娜和他过了八年没有真爱的婚姻生活，使她饱受精神折磨，她说：“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生气勃勃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

这种形式婚姻促使安娜走向婚外情的道路，与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邂逅爱情，成为悲剧的源头。安娜所谓的“真爱”在社会制度的桎梏下是不现实的，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俄国社会虽有一股力量呼唤安娜解放天性、自由去爱；而另一股封建势力却又在对她的梦想无情扼*，使她无奈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要求与封建残余势力尖锐冲突的牺牲品。

从安娜自身原因来看，她的悲剧根源则是个人*与伦理道德的冲突。自从她与布隆斯基走到一起，她的内心就有三种矛盾纠结：

一是无法割舍的亲情。安娜爱布隆斯基，同样也爱自己的儿子，要她完完全全抛弃儿子跟随布隆斯基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当她想到儿子，想到他以后将怎样对待她这个抛弃父亲的母亲时，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害怕，简直无法认真思考，只能像一般女人那样用虚伪的判断和语言来安慰自己，好让一切都保持原状，并忘记儿子将会怎样对待她这个可怕的问题”。安娜对儿子难以割舍的亲情时刻在她心中涌现，对她进行鞭笞，使她的良心不得安宁。

二是爱情回报的恐慌心理。安娜对布隆斯基的爱是深不见底的，她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了他，她渴望在布隆斯基身上得到爱情的回报。然而她越迫切，却离爱越远。直到与布隆斯基的爱出现裂痕。并不是布隆斯基真的不爱她了，而是她爱得太理想，现实的骨感使她对爱的期望急转直下，直至成为爱的牺牲品。

三是自我道德良知的愧疚。人对待事情的态度，既受公共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又受自我内心良知的审判。安娜的红杏出墙，如果不去公开，按照当时的社会公德来讲，并不能算作不可饶恕的错误。但婚外感情不能追求合法化，是当时上流社会共同达成的一种默契，只要不公开，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一旦公开，那就是违反了规则，打破了默契，公然与社会公德为敌，这就是托尔斯泰厌恶上流社会假面的原因之一。

但安娜不愿做两副脸面生活的女人，她希望与情人公开、合法的结为夫妻。这必然违反了当时上流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为世人所不容。安娜的悲剧是在社会和其自身双重矛盾冲突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必然结果。虽然安娜的反叛以失败告终，但她对旧制度的勇敢反叛和对真爱不屈不挠的追求，至今仍感染着无数渴望真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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