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华裔美籍历史学家，教授、学者。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享年82岁，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

《万历十五年》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他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好的历史著作可以让人从中读出悲悯，不管多少人质疑批判他的观点，但是单从这一点我觉得他是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无论是“非暴力不合作的”万历皇帝，还是调和阴阳的申时行，玩转阴阳的张居正，在道德代替法律的明朝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悲剧，让我们心生悲悯。

《万历十五年》以：“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开篇，用七个篇章对七个人物做了重要论述，没有传奇，没有演绎，只是用冷峻的笔触，纪实的手法，为我们剖开了万历十五年那个横断面，大故事套小故事，栩栩如生的展现人物的冲突，发人深思，宛如作者坐在对面娓娓而谈。

“非暴力不合作”的万历皇帝

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所以皇帝作为最尊贵的人，必须遵循礼法，而礼仪作为皇帝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皇帝必须经常参加的活动，并且有一套体现权威的程序。

儒家学说起源于春秋战国的孔孟，兴盛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中兴于“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在北宋时面对正统地位的质疑，统治者不得不利用儒学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有别于辽国。所以儒学在朱熹的手里得到长足发展，到了明朝已经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知识分子要想做官，必须读《四书》、《五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利益集团，他们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体系代替法制成为维护国家体制工具。

皇帝权力的合法性及权威来自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所以皇帝要做礼仪道德的楷模，用圣德明智来显示皇帝的不同之处，通过繁琐的程序来彰显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君权神授的威严，而这些礼仪道德的解释及程序的设定都掌握在儒家知识分子的手里，他们明确的规定了那些事情皇帝必须做，那些事情皇帝不能做，只要按照他们设定了礼法做就是明君，要是破坏他们的设定，就是昏君，在礼法上你就不合格了，他们就有权力上谏，规劝、斥责皇帝了，皇帝要是恼羞成怒，把上谏人*了，就成全了他忠诚耿直，直言进谏的美名，而他身后的文官集团就会给在史书上给你重重的记上一笔。

皇帝的主要使命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敬重天道就是要按照儒家的行为规范去做事情，违反就是推翻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因为你的权力来自于儒家的天道。所谓的法祖，就是效法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是一个工作狂，精力极其旺盛，据说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一百八十种事项必须面奏皇帝。同时朱元璋还是一个宠溺子孙的人，他将国家方方面面的制度都规定好了，子孙照着做就行了，老朱同志犯了严重的唯心主义错误，时代在变，有些制度对以后根本不适用，舐犊情深太重，同时，老朱也高估了自己的子孙，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那样每天精力都很充沛的，他的子孙有的连每天的早朝都坚持不了，所以法祖成为明朝皇帝巨大压力，并不是不想，而是力有不逮啊。

明朝这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是道德礼法在维持，而皇帝只需要参与各种礼仪确定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仁义礼智信的典范，皇帝只是一个象征的牌位，供全国臣民学习瞻仰，这样就把皇帝限制在道德礼法的笼子里，没有一点自由，但是皇帝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没有办法完全践行儒家的那套仁义礼智信，想挣脱这个笼子，但是以失败告终。

万历皇帝也曾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刚登基的一切行为都符合一个明君的标准，励精图治，宽厚待人，但是后面慢慢发现自己的努力几乎是白费，因为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团只把他当一个象征性的牌位供起来，但是要处理国家事务，就不需要他了，自有他们的道德体系去评判。虽然名义上是全力最大的人，但是其实一切事务都有处理的规则及结果，只是借他的口说出来而已，没有一件事情他能够自有做主的，包括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死后和谁合葬，自己立谁为太子都不能决定，他灰心了，失望了，他被道德体系束缚着手脚，面对可恶的文官集团，面对他们指责，批判，即使再生气也不能*了他们，如果*了他们不仅成全了他们的美名，也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昏君，被他们口诛笔伐，事情不能由我做主，你们我们惹不起，我只有躲了，所以万历皇帝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做法与官僚集团对抗，你们不是需要我吗，不是要利用我吗，不是不听我的吗，不是事情我都做不了主吗，那你们干去，我也不配合你们，我“躲到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玩转阴阳的张居正

张居正，明朝政治家，改革家，提出“一条鞭法”，推行新政，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内阁首辅。他是一个玩转阴阳的人，阳的一面成就了不朽的功胸，阴的一面使后期墙倒众人推，遗祸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