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之流

东夷昊

意识流的写作方式现在看来已经属于过去的世纪，特别在中国，这种艺术手段越来越罕有问津。或许当初流行的原因仅仅是作为技术的引入，以至于尚没有认清其本来面目，便“泯然众人矣”。今夜拾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刚读完《我弥留之际》后有一些思考，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

首先说一下作为技法的意识流，也就是文本呈现。作为表达手段，众所周知它是一种贴近思维的描写方式，通过不间断的情景反射而浮想联翩，其形散而神不散，最终统一于一个主题或者分别阐释多个主题。中国的作家在“洋为中用”的时候，对其的改造譬如徐悲鸿之画马（与郎世宁又大有区别），在形体上凸显了质感，也就是说在模样上相似，但精神气质仍旧是东方的。所以根底上，是文化差异导致的思维方式的不同。

这就涉及到了我要说的第二点，即意识流是一种本能，而不是一种本事。思维方式的不同是意识流能否流的决定因素。每个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经历中肯定会有这样的阶段，积累到一定阶段，突然觉得突破了语言的束缚，可以洋洋万言而不代表标点，思绪喷薄而出如万斛明珠，达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境地，意象的营造有了相当的根底，貌似与西方文学意识流神似甚至合体，但实际上，还是南辕北辙。

因为意识流很难说是一种文学现象，首先，它是一种心理现象。这可能是一个老话题，这个话题可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过讨论。我重新提起来不过是为了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学说中有“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划分，要想方便辨识，也很简单，你可以这样理解：本我指的是人的动物性，超我指的是人的神性，自我指的是人的社会性。所以自我是介于动物性和神性之间的调和者，如果调和不好，要么沦陷入兽欲而低俗，要么陷入妄想而抑郁。换个角度讲，本我指的是本能的反应，是自然主义；超我指的是理想的彼岸，是浪漫主义；自我指的是当下的自己，当然就是现实主义。从这种分析不难看出，意识流是属于本我的造物，是基于自然主义的一种话语选择，它不是东方式的经过儒教调教过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本能，甚至是一种神经质的发作，所以你会在很多作家的笔下看到口不择言甚至运用图案、随便涂抹、不加标点以及一个章节只有一段话甚至一个词等等现象，这不是刻意训练的结果。而中国的作家只看到其外表的新鲜便照着葫芦画瓢，是不得其精髓的，而且，这也真说不上是什么“精髓”。如果一个作家患有谵妄症，他可能会深切领会到这种写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结果；或者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在没有认识这个世界之前的所有冥想也是形成意识流作品的要素。刻意地将其作为文学手段必然照猫画虎。那些所谓伟大的意识流作品，其产生的缘由并不是写作手段的选择，而是秉承了自然主义。

以上的说法，不是学术探讨，而是经验之谈。因为我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在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方式，从自然到刻意，以至于读意识流小说时看到的不是小说而是作者下笔时的心态。意识流是一种力比多的冲动，除此无他。前些日子，家强兄谈起给我散文集写过的序，嫌我给加了标点，他说前半部分是故意不加标点的。我忘了标点在付印前是我加的还是校对加的了，因此只能抱歉。但有一个原因，就是前文说的写作突破阶段的原因，即便是如文涌泉不择地而出，但这是一种有意识驾驭的无意识，所以加标点有可能是我潜意识之所为。可是我真的忘了，也许我真的开始老了。

西方的小说镜头感强，很多场景描写乃至结构运用的是影视语言，是形象语言本我表现，所以与影视作品珠联璧合，改编起来也容易。中国的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是为了文学的描写，而且总要搞点意义超我表达，很少顾及与镜头的结合，所以编剧往往成了再创作。这也就是我曾说过的，文学语言的运用是思维方式的选择，是具有民族性的，其次才是个性的。俄罗斯或者前苏联的作品更不待言。

无论意识流具有生物性还是形象性，他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伴随着多门类科学发展的成果之一。同时，它也是在进化着的，即便已经陈旧不堪，但它进化后早已经与新的艺术手段相融合，它的生命力不在于技巧，而在于心灵。我喜欢意识流，正如我喜欢自由的表达，而非一般正经地坑蒙拐骗胡说八道。

这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是非观念本来很强，可是成人后不知道怎么却越来越退化成了人云亦云的白痴。这当然无关本我，亦无关超我，而是缘于自我选择。而自我这东西，如果失去了两者的制衡，却是最容易迷失的。似乎由此也可以深化一下本文的主题：中国的作家如果真的想屹立于世界之林成就其伟大，根本不在于技巧的胜利，而是取决于民族性的纯粹——用中国话说人话。

2022.04.28

壹点号东夷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