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期间，我把女儿的这张照片放在钱包里，想她的时候一翻开就能看见。

日复一日的日常琐碎中，一场偶然的电影拍摄经历，成为了我平淡生活的一剂调味。当时在学校，有一位和我关系不错的女同学也是上海人，她父母是上海儿童剧院的老演员，她来日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电影梦，并且结识了不少日本当地的编剧、导演和NHK的制作团队，通过她，我无意中接触到了这个行业。

还记得那是1997年，满大街的新闻都是黛安娜王妃逝世的消息，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这位同学的电话，说有个叫做岩井俊二的导演正在为手头的电影招募演员，问我要不要去试试？我听了特别开心，能在镜头前表演自然是个好机会，于是满口答应，并按照她教的，拿了五六张自己的照片去片场面试。

正好我平时喜欢拍照，这种照片一抓一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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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片场简单寒暄后，选角导演给了我一份剧本台词，让我读一下。我仔细看了看对白，感觉这是个很调皮、又有点坏的角色，于是就问：“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接过对方递来的香烟，我顺势把脚翘了起来，一手拿烟一手拿剧本念完了台词。

又过了一个星期，面试通过的消息传来，我打电话给同学，她听了比我更开心，我说“我的台词好少的，一点都不过瘾”，她用上海话回道，“好了伐，人家电视台的主播都没入选，已经很好了”。我心想，那时的她一定在电话那头翻白眼吧。

我们俩谁也没想到，这部戏会在后来入围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影片，并一举拿下最具话题影片奖，它就是《燕尾蝶》。

《燕尾蝶》的剧照，我在其中扮演这位女配角，那年我36岁。

拍电影的过程中，我只关心好不好玩、过不过瘾，所以一点不紧张，人越多反而越兴奋。拍完以后我就对电影放下了，毕竟那时候的我，依然被锁在繁重而重复的日常工作里。

我心里唯一愧疚的就是女儿。在日本的十多年里，每年我都会回国看她，也会和姐姐电话沟通孩子的状况，但随着女儿长大，我愈发感觉有责任回到她身边。2001年，我回国和孩子的爸爸办理离婚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千禧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早已不同，我也有了回国的想法。心想回国后可以陪在女儿和父母身边，还能找个日企当白领，日子应该过得下去。

在日本打工学习的日子很累，但留存下来的影像里总能发现我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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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那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却发现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已经出了大问题。在她眼里，我只是一个打扮时髦的漂亮阿姨，“很自私、很不好”。毕竟在她的成长经历里，从没有和我一起生活过，即便我每年都回来，但十几年的现状无法因为我一朝回国就改变，所以我也不奢望她愿意接受一个“妈妈”的管教。

我能感觉到女儿其实内心需要我，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她本应拥有的母爱。比如，我常常发现家里的衣服好像被动过，有一次留心注意了下，发现是女儿偷偷翻我的行李箱，观察我的衣橱，像个小大人一样在试穿。

即便每次跟女儿吵架，事后我们都会拥抱，从来不隔夜，经常是吵完架以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原本，我打算回国后去日企工作，也因为种种原因搁置，没去上班，是靠投资黄金、股票等等来保障生活。

后来女儿渐渐长大，她的审美和品味都特别好，还有了自己主理的服装品牌，我心里偷偷窃喜，也许自己有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她。这几年，她又从上海去了深圳工作，也许是独自工作生活的经历，让她更加理解我，开始觉得“妈妈当年挺不容易的”。

我们的关系越发缓和，变得像朋友一般。她常常会在朋友圈发我的照片，说这是她的漂亮妈妈。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些照片，让我意外成为了模特。

第一次尝试是2017年，那年我55岁。当时有家服装品牌方在女儿朋友圈看到我的照片，想要邀请我走秀，就通过女儿辗转联系。到现场以后，我才知道自己被排在最后一位压轴登场。我当时穿得很隆重，感觉现场很震撼，一看周围其他模特，很明显都是专业的。不过主办方似乎并不在意，她们就让我大胆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