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团政治处副主任在我的生育申请表写上：“批准生育”四个字，并签上名字，年、月、日，再拿到政治处*那盖上公章后，长长出了一口气。

提笔给爱人写封信，告诉她生育指标已批下来了，让她自己选择时间来队探亲。

说实话，我们确实有点冤。

在我们结婚前一年，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一对夫妻一对孩，相隔3，5年。

从我们结婚那年（1979）开始，就开始严了，明确：一对夫妻一个孩，还必须要有指标，没有指标，既使结婚也不能生。

对于我和我爱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生一个就生一个吧，我们双方家庭各自兄弟姐妹还有好几个，把这个事情看的比较淡。

但是，我们政治处一个老干事（其实不老，任职早）就有些受不了了。

他家在农村，好像还是单传，已有了一个女孩，正在准备要个男孩，家里父母及爱人给予施加的压力肯定是很大。

这里有两个背景：

一是我们军是全军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对这项工作抓的非常紧，指定各级政工部门设专人负责，还因为政工部门管干部。

二是当时计划生育讲究“三率”，即晚婚率，独生子女率，结扎（绝育手术）率。都有明确指标，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这位老干事主要纠结也是与上述有关：

一是生不生2胎？他犹犹豫豫，如果生，肯定要影响进步。但家里态度非常坚决，既使兵不当了，拿罚款也要生，因为这事情关系到传宗接代。

二是地方和团里都要求他和爱人结扎（绝育手术）。一般说来，都是女方結扎，他爱人坚决不做，还要跑到部队来躲。

如果他结扎，他问我：究竟今后对生活影响多大？我比他小，当时还没结婚，哪里能答得上这道世界难题？

愁的他饭吃不下，觉睡不好，似乎头发都见白了。政治处副主任有时还要找他谈一谈。

第2年，他主动要求转业了。

他自己说，回家破釜沉舟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当战士时，我们排第2任排长叫曹振久，68年兵，吉林德惠人，仅比我早当一年兵，年龄大几岁吧，因为我当兵早。

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完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刻苦学习，尊重每一个战友，为人不事张扬，谦虚谨慎，干工作吃苦耐劳。

直到今日，我回顾人生路，提起他，仍然称赞不已。

他的成长进步也踏踏实实。

从战士，车长到排长，副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在每个岗位上都获得好评，各方面工作也很突出，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军事技术过硬，同志关系好。

后来，任2营政治教导员。也几年了，继续表现不错。

我们团有一个传统，好像政治处主任从2营教导员岗位上晋升的多。轮到他，大家也一致认为，他应该能顺利晋升团政治处主任。

没想到，出事了，偏偏是谁也没想到的人。

2营部一度缺管理员。从外单位给调来一个，人很少见面，因为一直借调在外工作。让人举报了。已有2个女孩，在家乡又生了一个。

这在当时，是很严肃的问题。

据说，临近年底，军里的计划生育全军先进单位差点给整没了。军首长大怒，当然是先给处分，后转业，降没降职记不清楚了。

在军党组会上，讨论曹振久的任职命令时，忽然有首长想起，那个违反计划生育纪律的管理员是不是这个营的？回答：是。其结果不用说了。

这件事对曹教导员来说确实有些冤，因为这个管理员原先不是2营的，他也没见过几面，哪想到计划生育啊？

当然，那时严也有严的道理，确实是事关国计民生，我本意也不是说计划生育的错。

现在，放开了，鼓励生育，也是国家发展需要，谁也不能未卜先知。

到什么时候唱什么歌？谁叫我们命运中赶上了。

后来，曹教导员转业了，听说回家乡*不错。不知现在怎么样？

德惠离哈尔滨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