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大学是民国时代上海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1925年6月3日由因声援五卅运动退出圣约翰大学的师生所创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1951年10月，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
六三离校运动
1925年5月，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的一声枪响，激荡起国人的反帝爱国热潮，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5月15日，作为共产党员的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进厂要求复工，被日本资本家枪*。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惊闻噩耗，决定发动工人和学生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反帝游行示威活动。当天，当上海工人和学生在南京路上游行示威时，突遭英国巡捕密集枪击，学生、工人等死亡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上海乃至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活动此起彼伏。当时上海的高校中，圣约翰大学可谓声名远扬，这场惨案在这所学校造成巨大的震动，直接导致553位学生和17名教师脱离学校，另立门户，由此成立了光华大学。
5月30日惨案当晚，交通大学学生聂光墀到圣约翰大学，告知同学们惨案经过。时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知道后，认为聂光墀无权在学校宣讲，将其赶离学校。学生们对此义愤填膺，当晚圣约翰大学学生自治会就组织了一个八人临时委员会，商讨声援的办法。第二天上午，临时委员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派代表慰问五卅惨案受伤者。下午，圣约翰学生三五成群到曹家渡演讲宣传，其中一位附中学生陆宗易竟被工部局逮捕。
6月1日，学校本拟正常上课，但学生听闻工部局殴打逮捕学生，情绪激动，立即聚集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决定即日起全校罢课。惊闻惨案，不仅学生悲恸，华人教员也内心沉痛。当日下午，圣约翰大学国文部主任孟宪承召集国文教员开会，与会者有钱基博、伍淑傥等14人，教员们一致表示支持学生罢课。当晚，校长卜舫济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学生罢课。教授会议用英文讨论，华人教员一般不出席，但此次关乎国家和自己的学生，华人教员全体出席。在会上，一位美国教员认为圣约翰大学受英国工部局保护，不允许学生宣传反英。钱基博愤而用国语抗议：“吾国人无拳无勇以就屠戮于英人，枪弹横飞，血流交衢，使此事发生在美国，在世界任何国家，其国人裂眦嚼齿之必思得当以报，恐不仅仅奔走哀号，如我国人今日所为已也！卜先生及在校美籍诸教授，自称中国人之好友，乃目睹英人之肆戮逞志于我，而不以援手，又以我国人之号冤痛者为罪焉！”孟宪承为钱基博翻译，声泪俱下。可是，校长卜舫济仍然不同意学生罢课。最后教员无记名投票，以31票对19票，通过学生罢课案。尽管如此，卜舫济仍提出校长有自由处分权，不受教授会议限制。
第二天上午，卜舫济召开教员、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在教员和学生的压力下，正式决定罢课七天，但学校也要求学生罢课期间不能出校，不能在校内从事政治活动。孟宪承询问校方，是否可以允许学生表达爱国心，校方承诺在谨守校规的前提下准许。当晚，学生集会希望从第二天起在校内降半旗以哀悼死难同胞。
然而，学生们第二天的悼念活动却遭校方无理阻挠。无可奈何之下，学生求助于华人教员和圣约翰校友组织约翰同学会，皆无良措。
6月3日下午4时，学生开会讨论后，决定全体离校，永久脱离圣约翰。签名离校的学生共有553位，其中还有1位即将毕业的硕士生张沅长和9位即将毕业的本科生。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若坚持半个月，拿到毕业证，个人前途将一片光明。但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前途之间，学生毅然决然以民族大义为先。下午6时，553位学生收拾好东西后集体离校。孟宪承、钱基博等17位华人教员见事情无可挽回，也向社会公开声明，全体辞职。
“六三离校运动”在当时实属轰轰烈烈之举，但也是爱国行动受到压制、无可奈何的举动。那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年代，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欺压已久，民族主义情绪尤为高涨，在教育界则表现为“收回教育权”运动。此后，教会学校的学潮和退学事件时有发生，都是对教会垄断中国教育的反抗。“六三离校运动”则是这一长期爱国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
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圣约翰学生离校是由爱国行动所引发的，新学校也以爱国之心所铸成。圣约翰学生离校后，受到复旦、交大两校学生欢迎，寄居于徐家汇复旦中学宿舍。为之后的安排考虑，离校学生成立了“约翰学生离校善后委员会”。这些学生先是希望寻求能接收他们的学校，却碰了一鼻子灰。为避免失学，他们希望能自己筹建一所新大学，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优秀大学。
一所高校的筹建绝非简单的事情，校园基地、校舍、教学资金、聘请教员等等都花费不菲，何况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光华大学最终得以矗立于上海，主要依靠学生家长的热心资助。6月4日“约翰学生离校善后委员会”开会时，学生王华照报告，他父亲王省三愿意捐助沪西法华乡家族田地90余亩作为自办大学的校园基地。王省三所捐土地，奠定了光华大学校园之基地，更奠定了光华大学发展之基础。2019年5月，一块名为“王省三先生暨费佩翠夫人昭德之碑”的纪念碑被发现于上海豫园附近的花坛角落。经辨识，这块纪念碑正是1930年光华大学五周年校庆之际，为表彰王省三捐地建校而立。该碑记述了学生们当年离开圣约翰大学后无处求学的处境和王省三慷慨捐地的德行，现在保存于华东师范大学校史馆。碑上记载：“昔在十四年之六月有三日，我同学五百五十三人，既以不忍于父母之邦，不为卜舫济所容，望门投止，以棲徐家汇之复旦中学。瞻顾四方，蹙蹙靡所骋！先生有贤子曰恩照、华照，生长执绮，攘臂同仇，而不诱势利，不为柔脆，固难能已！疾痛惨怛，则以归命于父母。于是先生奋而起曰：‘……儿曹幸少安无躁！我有先人之墓田，经之营之，足以辟黉舍。为我留一穴归骨，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于是劳之来之，匡之翼之，以启佑我光华大学，则是先生之有大造于我也！”捐地之后，王省三先生还积极参与光华大学的筹备建校事务，促成新校舍的建成。
赵铁章父亲赵晋卿则租了霞飞路的房子作为他们的临时校舍。张寿镛、许秋帆等家长也都捐钱、租房为学生建校提供帮助。特别是张寿镛身为地方长官（沪海道尹），鼎力相助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捐资3000元，资助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筹办光华大学，并担任筹备会会长。这些学生家长都是江浙沪地区的名望人士，他们的儿女即使离开圣约翰大学，找其他大学就读并无难题。但他们都决定帮助建立一所新的大学，为的不仅仅是自己儿女的前途命运，更是中国的教育事业。
数日后，筹备新校委员会成立，委员25人，包括王省三、许秋帆、张寿镛、赵晋卿等学生家长，面粉大王“荣宗敬”等商界人士，还有很多学界委员。这些学界人士对于离校学生尤为同情，对其筹建新校竭力支持，这些人包括：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袁观澜、江苏省教育会干事朱经农、江苏省教育会骨干殷芝龄、圣约翰离校教授孟宪承和钱基博、沪江大学教授陆士寅、复旦大学教授何葆仁、南方大学报学系主任汪英宾等。这些学界人士不仅协助筹建新校，一些教授还留在成立后的光华大学，为离校学生带来更好的教育资源。朱经农被推举为筹备校务主任、教务长，陆士寅出任新校附中主任，汪英宾作为南方大学报学系主任，则拟担任新校未来的报学系主任。
随后，在筹备新校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校董会，由王省三任董事长，筹谋学校未来发展。在董事会的推荐下，张寿镛担任光华大学首任校长。学校名称为“光华大学”，寓意“光我中华”，以“振刷爱国精神”为办学宗旨。校名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知行合一为校训。光华大学又将这一宗旨表现在校歌之中：“观国之关远有耀，重任在吾躬。中华民气原俊伟，奋起自为雄。”学生周有光当时也有这样的认同：“我们必须认清，建立光华大学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增加我国教育的量的建设，而是要在我国教育史上划一个新时代——教育自主的时代。”所谓“教育自主”，也是当时“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一个表现，其背后则是爱国之情，不愿让教育国民之权力让于外国教会大学。可见，这种从离校之初就饱含着的爱国情怀嵌入了光华大学办校的精神之中，影响着光华大学的师生。
1925年9月，光华大学正式开学。因爱国事迹，获得社会广泛同情，投考者众多，首批学生有600多人。其中，教会学校沪江大学60余名学生转入光华，许多教会中学的学生也投考光华大学或转入光华附中。甚至有武昌的教会大学博文大学学生退学，申请加入光华大学。
未敢忘国忧
光华大学步入正轨后，一时群贤毕至，师资为沪上私立大学翘楚。除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孟宪承等17位教师作为骨干外，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当时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张东荪、潘光旦、王造时等曾任文学院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院长，金其眉、薛迪靖等曾任商学院院长。而那时代大师级人物胡适、鲁迅、徐志摩、厉麟似、吴泽霖、梁实秋、江问渔、吕思勉、钱钟书、田汉、章乃器、黄炎培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光华大学任教。
光华大学一方面从事教育研究，一方面仍关心国家民族发展。在“九一八事变”时其爱国热情尤其突出。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值此国家危难之际，光华大学学生参与并数次领导南京请愿，请愿失败后光华大学又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并在校内出版杂志批评时政。
9月21日上午，光华学生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当即开会组织“光华大学抗日救国会”，学生储安平任常务部第一部长。之后，“救国会”宣布全校罢课，决定此后每日上午组织军事训练，下午邀请名人演讲，了解时事。当天下午，文学院院长王时造受邀演讲《日本侵略东三省问题》，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其后，何炳松、王亚南、李石岑、吕思勉等名教授都作过演讲。了解到前线艰难，光华学生杨人伟、杨人倜兄弟毅然留下遗书，去前线*敌，遗书载：“日兵侵我辽吉，*我同胞，奇耻大辱，莫此为甚。”
为统一行动，上海各高校组成“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决定前往南京请愿。25日，储安平受派前往南京联络南京高校。第二天，上海46名学生来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态度强硬，请愿失败。“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不甘心，准备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请愿活动。“光华大学抗日救国会”接其指示，将报名参加请愿的200名学生编制成团，于28日晚9时从大西路出发，在上海北站与其他高校学生汇合。此次请愿活动，光华大学学生储安平尤为勇敢。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面见蒋介石时，蒋介石怒斥学生，全场一时无人敢说话，只有光华学生储安平敢于反驳蒋介石，表达不满。据档案记载，储安平当时“态度很从容，声音很高亢，博得全场学生的注意”。
除请愿外，光华学生还重视抗日宣传和募捐工作。10月10日，光华学生组成数个宣讲队，在老西门和闸北一带化装演讲。之后，学生又到外地嘉善宣讲。光华学生募捐尤其积极。1932年1月，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援助东北抗日，共募集资金38151.72元，其中光华学生捐款5116.22元，居上海各高校第二位。同时，校内光华学生主办抗日刊物《抗日旬刊》，刊载学者在光华大学所作演讲和师生所写抗日文章。此外，中日关系资料的编撰工作也在进行。11月，由储安平编辑的《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出版，该书收录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等20余位学者关于中日问题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高校纷纷向大后方转移，光华大学也在四川成都设立分校。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后来成立成华大学，“永久留川”，为四川地方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开始复校工作。1946年，光华大学在上海重新开学，由朱经农任校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1年光华大学正式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光华大学创办人之一、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孟宪承任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光华大学自1925年建校，辗转西南，再度回到上海，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短短26年间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光华大学的荣光延续在华东师范大学，其强烈的爱国情怀，办好中国人自己的大学的愿景，也是华东师范大学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文化基因。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笪曦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来源：作者：斯阳 维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