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见张中行《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4月第1版第1页）“文言”一词作为有别于白话文的古汉语书面语，是近现代白话文运动兴起后才产生的。因为我们无法得到古人的口语真实发音，只能通过文献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这些文献的绝大部分都是文言文。

古白话也留存在古代书面文字里，但是我们一般认为，文言文不包括古白话。文言和白话是相对的概念。当然文言的难度有深浅之分，难的如《尚书》《三礼》（《礼记》《仪礼》《周礼》），较易的如《史记》《世说新语》。因为文言与白话是一对相反的概念。

文言和白话究竟有何不同呢？明代有位著名散曲家赵南星，官至吏部尚书，曾写过一本名为《笑赞》的书。文中记载了这么两个故事。一个是说，一个秀才去买柴，说：“荷薪者过来。”卖柴人因明白“过来”二字，把柴担到书生面前。书生说：“其价几何？”因“字”明白，买柴人说了价钱。秀才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这回卖柴者不知书生说得什么，担着柴火离开了。

还有一个是说，有一个官员下乡体察民情，问老百姓说：“近来黎庶如何？”老百姓回答：“今年梨树好，只是虫吃了些。”书生和卖柴人，官员和百姓，一个持文言，一个用口语，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呢？恐怕我们要从语言文字说起。语言应包括口语与书面语。我们常将语言文字并列，作为语言（本小节所指的“语言”是口语，而不是书面语）的表现形式便是将意义和语音结合在一体，而文字后于语言，它将有声的语言行诸于字形，使语言由耳听，转为目治。从而克服有声的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前人的信息能够流传后世，使当地的信息传递给异地。

所以可以认为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当文字可以记录口语时，文字和语言的差别恐怕并不很大。如古代诗歌总集《诗经》，既然是民歌，当然是当时口语的记录啦。就拿四书之一的《论语》来说，内容为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这种记录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应该不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和言的距离是逐渐拉大的。

特别是秦汉已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得到尊崇，经学得到极大发展，诸如《诗》《书》《礼》《易》等，读书人在研习这些经典时，出于尊崇，有意模仿这些经典的写作风格，于是渐渐形成了文和言的分离。

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反对当时骈文绮丽华靡的文风，倡导并实践了“古文运动”，他所说的“古文”，是指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的文章。古文运动影响很大，以致后来，出现“唐宋八大家”的称谓，他们的所写的文章被树为楷模，更加巩固了传统的文言语体。

在这里有必要明确说一下古文和文言文的区别。通常认为古文即文言文，实际上古文是相对骈文（又称“四六文”，兴起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讲求对仗声律、辞藻用典）而言的。唐代以前古文一词泛指古代典籍，自唐代的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后，古文成为和骈文相对的一种文体概念。加上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规定，应试必须使用文言文，也导致了文言传统的顽固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几千年来文言文在文化知识界受到尊崇，这是与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分不开，也即写文言文被当成一种有文化的象征。也就是说，文和言的差距是因为人为的原因而拉大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现代汉语的方言中也保留着大量的文言成分，如福建话见面问话，说“食未？（你吃了吗？）”粤语中把“空隙”叫“罅”。陕西人称吃饭为“咥饭”。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文言是古代的文章（散文），其实文言也应包括诗词赋。

宋代欧阳修和宋祁一块编修《新唐书》，宋祁就是写下“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位，诗文功夫非常了得。一天，欧阳修在墙上写了八个字“宵寐匪祯，札闼洪休”。宋祁见了说：“您老兄不是想说‘夜梦不祥，题门大吉’吗？何必搞得这么艰深？”欧阳修接过话头说：“‘震霆不暇掩聪’也是犯了这种毛病啊。”原来宋祁在写《新唐书·李靖传》时写道这样一句，实际还是想表达“迅雷不及掩耳”的意思，这下宋祁明白了，就改掉了写书时故作冷僻生涩词语的毛病。

当年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曾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一个姓魏的学生更是指出白话文废话多，发电报费钱。胡适从容解释说，行政院有位朋友邀他去做行政院秘书，他不愿去，复电拒绝了。他的复电就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省钱。并请在座的学生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白话文和文言文哪一个更省字？几分钟后，胡适挑出学生中写的最短的一则：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他的电报只用了五个字：不干了，谢谢。

如果把作文当成掉书袋，成为炫耀学识的一种手段，甚或只是士大夫手中自命清高的文字游戏，那就是不好好说话，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文言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