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高校学生合理的“延迟毕业”是学业需要。

一种情况是未能达到毕业要求，所以只好延迟毕业修满学分，论文过关之后才能拿到毕业证与学位证，这种情况多见于本科生；另一种情况则是硕博研究生自觉研究还未成熟，希望用更多的时间充实完善自己的学问，拿出含金量更高的学位论文，不给名声事业留下遗憾。

如今高校学生主动求延毕，乃至发展为“故意挂科”等花式手段，那么其动机就不那么单纯，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考量。总体而言，无非一为避害，二为趋利。“避害”很容易理解，在象牙塔里多待一年，以更多的缓冲时间更好地准备来年的求职，推迟就业压力；而“趋利”的成因则集中在“应届生”的身份上。

“应届生”的身份享有多种实际的好处：不少考公考编的职位都优先向应届生开放，这让不少大学生担心，一旦求职不得的话又会错过考公考编的应届生身份，沉重的机会成本实在负担不起；应届生身份可以享受不少城市的优待政策，在“积分落户”上拥有显著优势，足够构成对大学生延毕的现实激励；而校园里的低廉生活成本与便利学习空间，也成为“延毕考研考编”的有利条件。

如此一来，延期毕业的主因，也就从“学业需要”变成了“就业导向”。以往那种“提前修满学分毕业”与“延期毕业，以期论文精益求精”的情况已经式微。这一方面显示高等教育的性价比正在下降，另一方面也在昭示，“应届生身份”乃是年轻人需要紧紧把握住的一种“福利”。换句话说，就业市场的需求萎缩，反过来造就了今天大学生“按时毕业，还是延期毕业”的抉择。

平心而论，附着在“应届生身份”上的种种优待政策，不乏合理的考量。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于渴望人才的大城市/用人单位、迈出职业生涯第一步的年轻人而言都相当重要。企业与城市希望吸收新鲜血液，年轻人也希望选择最好的就业去向。应届生的身份代表着长期信心与未来预期，可以为企业与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以2023最新上海落户政策而言，“所有高校应届博士免打分直接落户”“双一流高校应届硕士不分专业直接落户”的诱人条件，确实足以让不少仍在求职的年轻人心动，用延毕的更多时间争取直接落户。既然“应届生身份”与考试/就业优待、城市积分落户等具体利益挂钩，那么“延毕”就成了就业形势驱动之下的现实选择。

不过，“主动求延毕”仍要冒很大成本与风险：延期毕业要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成本，以及诸如“职场晚起步”“被怀疑能力”的其他风险，并非一本万利的无忧买卖；“为了延毕而主动挂科”的这种“花式操作”，更是涉嫌伦理上的不端。

况且，就业压力并不会因为“主动延毕”而得到缓解，在以往经济增长、就业旺盛的时期，应届生代表着活力与希望，企业也乐于扩大校招规模；而在当下，企业倾向于缩减校招规模，延毕的“应届生”还是要和新一年的应届生竞争，压力不会随之减少。

实际上，当今大学生“主动求延毕”的做法，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而言更像是欧美流行的“间隔年”（gap year）：用一年的时间旅行/实习，继续积累与沉淀，寻找真正的兴趣与爱好，慢慢锁定目标，然后踏入人生下一阶段。不难想见的是，如果没有“应届生身份”这层紧箍咒，年轻人恐怕更喜欢“间隔”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延毕”的权宜之计。

总之，“应届生”尤其是“延毕应届生”的身份，到了这一步还有多少含金量，值得审慎思考。各地政府与主管机关应考虑淡化“应届生身份”，逐步取消那些“身份特权”，尊重年轻人的个性化选择，让大家大胆去“gap”而不必担心“丧失资格”，给他们一个更为公平开阔的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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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