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朝初定，在北京城满族皆说满语，朝廷对外行文（公事）也用满文。只有对汉族颁发文告时用汉文、汉语，对蒙古则用蒙文、蒙语。而最苦的就是清朝的皇帝，必须拼命训练蒙古语和汉语，因为朝廷中不仅有满族亲贵大臣、蒙古王公还有汉族大臣。作为皇帝最起码要掌握三种语言：满语、蒙古语、汉语。当皇帝召见满族大臣时，要说满语，这自然没有什么难度，毕竟是自己的母语，但要召见蒙古王公时，那就要说蒙古语，其实这对皇帝难度也不大，毕竟自己母系有蒙古人，也是从小耳濡目染。但对皇帝来说，最难的就是说汉语，写汉字了，毕竟学习汉语对他们来说是门外汉。但时代决定了他们又不得不学，为了统治，他们也要硬着头皮学。

大臣

康熙时，一方面要求皇子从小开始学习汉语，就连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也要求学习汉语。但对于那些年龄过大的满族大臣和蒙古王公，也知道他们难以一时学会，所以对他们不做过多的要求。而那些年轻的皇亲国戚、宗室子弟都要开始学习汉语。康熙的目的很明确，顺应儒家思想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清朝虽然历代皇帝强调学习汉语，但绝不能把自己固有的满语和蒙古语丢掉。尤其是那些驻防外地的旗人子弟。此时还是遵循着满大臣上奏折时写满文，汉大臣上奏折时写汉文，蒙古王公自然不用说了。当然不管写哪种文字，康熙皇帝都能应对自如。尤其作为内务府包衣的正白旗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给康熙上奏折，密报当地情况时，用的就是汉文，而康熙皇帝的朱批同样用的是汉文。康熙在给曹寅的朱批中强调写奏折一定不要假借于他人之手，要亲自写。如果被别人替写，就可能导致泄密，关系自身安全，并特意朱批七八个小心。可见康熙与曹寅的亲密关系，毕竟是一个女人抚育长大的。后来，康熙六次下江南，四次由曹家接驾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之洞

到了康熙晚期，虽然汉满蒙大臣基本都会说汉语了，但清朝还是坚持三种文字并用。清廷编写的许多书，都是三种文字各写一部，皇帝的实录也是三种文字同时记载，重要的碑刻也是三种文字，就连皇帝陵墓明楼中的庙号和陵名也是三种文字写的。

此时，除了朝廷办公时用到三种文字，而北京满族人的的日常生活开始说汉语了。同样，北京外城的汉族人也会说满语，但他们平常只说汉语。到了乾隆年间，旗人说汉语的已经很多了，乾隆皇帝看到这种情况既高兴又烦恼。高兴的是一直强调说汉语学得很不错，人人开始说汉语了，烦恼的是老祖宗的满语却被渐渐淡忘了。后来，乾隆皇帝不得不把“国语骑射”定为国策，其中的国语就是满语。但大趋势不可逆转，当时的很多旗人居然只能用满语介绍自己的履历，而别说交流了。

道光年间，此时朝廷中满文和蒙古文的奏折和题本也大大减少了。这说明政府办公也大量用汉文了。幸亏这样，不然现在关于清朝的很多历史我们还一知半解。据说，现在真正能解读清朝满文档案的全国学者不超过三十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十几人，而要解读完那些清朝满文档案需要上百年之久。如果道光后，都和前期那样用满文，那不是更加长了解读满文档案的时间。

恭亲王

但清朝一直遵循着，皇帝召见满大臣说满语，见汉大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古语的老传统。直到光绪朝，慈禧太后亲政才改变这一状况，因为老佛爷的满语和蒙古语实在不过关，而汉语说的却特别溜。所以，后来在召见大臣时，一律改用汉语。康熙晚期皇帝同时召见汉族大臣和满族大臣时，一般会说汉语，因为汉族大臣和满族大臣都能听懂汉语，其实当时的汉族大臣也是能听懂满语的。到后来，很多在京的蒙古王公也渐渐会说汉语了。清朝晚期，汉族大臣和满族大臣、蒙古王公同时在场，也只能说汉语，这毕竟是历史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