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既泾渭分明，又彼此勾连。正如文房四宝之于书画诗文、精美器具之于茶道与香道，传统文化的“大义”包含在“器物”之中。“器”初为平常日用，因一代代人的生命浸润而获得超越日常的诗意和礼仪，最终流转为构成时代特征的符号。

以“器”为研究对象的名物学风头甚健。现代人对“物”的热情，是一种“道”与“器”碰合下的重新聚拢。这活色生香的追求，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2023年，本刊推出“名物志”系列访谈，对话有志于名物研究的新书作者，与读者一起，将那过往的文明，以一种审美的、富有情趣的方式融入今天的生活。

今为首篇。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先是影响书法创作的形式和风格变化，后又影响绘画艺术，“笔法”成为构成中国书画的最基本要素。《古笔》一书，讲笔，也讲书画及其他。

“战国之前即有笔”从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以及商周的甲骨金文书写特征推测，那种有弹性的书写正是以毛笔为载体的

上书房：先秦时期，书写尚处于“简帛时代”，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而灿烂辉煌的中国书法艺术无疑更是毛笔的创造，至有“书之佳不佳，笔居其半”的说法。因此我特别认同您的观点——研究中国书法，关注的首先应是“文房四宝”中的毛笔。

王学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文联副主席、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是的，正所谓“笔墨二事，士人日与周旋，不可茫然莫识其梗概也”。毛笔如此之重要，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尤其是从事中国书画的创作与研究，就应该对它有所了解。

就当下的情势看，“毛笔文化”的生存空间正不断地被挤压。白谦慎先生的观点或许可以道明原因。他说，晚清民国时期书法领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因为书法是非常本位的东西，对来自西方的冲击不太在意。但无论当时的读书人是否意识到，有几个历史的变迁正在发生——首先，钢笔作为书写工具被引进，它比毛笔方便太多了；其次，社会精英结构发生变化，文人士大夫被理工、法政等学科的人取代，两者的人文知识结构不同，书写习惯也不同。从最根本上说，由于对毛笔的日常书写要求渐渐降低，对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慢慢生疏，才形成了对整个书法文化的冲击。但这个冲击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从书写工具到书写主体、传授系统的逐渐变化。

上书房：所以您想“捡拾”或“挽留”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

王学雷：是的，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正如埃尔顿所说，“历史想要存在，它就必须被写作和研究。”这也是我的写作动机，一是毛笔是传统书写工具中首要的工具，最值得加以研究；二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今天对它的了解日渐生疏，应该加紧研究；三是对它的轻视所导致的研究不足和错误的研究结论，亟待纠正。

上书房：千余年来，中华民族流传的秦将蒙恬发明毛笔之说“蒙恬造笔”已被颠覆，今人受惠于现代考古学，有幸能见到一些战国时期的出土毛笔实物，“秦之前已有笔”已成共识，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笔的呢？

王学雷：尽管没有实物的发现作为佐证，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以及商周的甲骨、金文书写特征推测，那种有弹性的线条只有通过毛笔之类的工具才能表现。“战国之前即有笔”现已成为共知。只可惜战国之前的毛笔实物至今还没发现，具体的形制也就无从说起。

谈到战国时期的毛笔，学者通常会举以下三件实物，巧的是它们分别出自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三座战国墓葬中：早期的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笔，它是一支笔杆为竹质的笔，笔毛质地不明，制法是将笔毛用细绳缚于杆上；中期的是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南郊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笔，也是竹质笔杆，笔毛为上好的兔箭毫，制法是将竹笔杆一端劈成数开，将笔毛夹在中间，用细丝线缠缚，外面髹漆；晚期的是1986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的苇质笔杆毛笔，笔毛质地同样不明，制法是将笔毛用丝线缠缚后插入笔杆腔内。

《古笔》书中插图

上书房：这正好反映了毛笔制作技术的三个阶段？

王学雷：实际上并不是。依照今天我们对毛笔制作的经验来判断，古人先是把笔毛捆扎在笔杆上，随后发展到杆端劈开数片把笔毛夹在中间，最后把笔毛蘸黏固剂插入笔杆，这样勾勒出的三个演进过程，揆之情理，似无不妥，但毛笔制笔技术并不完全是依照“由粗糙向精致递进”线性发展的。如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湖北江陵九店十三号战国晚期楚墓中的一支毛笔，在制作上却与早期的相同，这很好地印证了战国毛笔制作技术上也存在着“新、旧形态交错出现或前后颠倒的现象”。还有出土于额济纳河的著名的“汉居延笔”，其年代为东汉初期，“笔管以木为之，析而为四，纳笔头于其本”，看起来似乎也很“原始”。考古类型学方法的核心是希望从“成群物品”中“找出物品形态变化的逻辑过程”，然而考古出土的战国各时期的毛笔实物实在太有限，无法“成群”。所以要从考古类型学上归纳出制笔的阶段特征，只有期待达到一定数量的战国时期毛笔实物的发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