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不是法学家，而是政治家
讲中国古代的法律，很多人想到了法家。其实，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门类。中国古代负责法律事务的，属于“理官”，理官才是办理民事与刑事案件的。而处理上层贵族之间关系的，是另一个系统，那叫“礼”，也就是常说的“周礼”。这是一种君子协定，因为周代的贵族基本上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大家都遵照周礼的规定行事即可。这就是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我们看到，法家基本上在战国时期才兴盛起来，也就是“礼崩乐坏”之后。这些人本来叫“法术之士”，他们的任务是给各国君主提供一套基于旧有的礼制之外的治国方案。说白了，法术之士就是为国君“出点子的人”。出什么点子呢？富国强兵，强化君主的权威，以利于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你看那些著名的法家人物的主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商鞅在秦国准备变法时，大臣甘龙反对，秦孝公也有顾虑。甘龙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商鞅却不这么看：“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这完全是在讨论国家治理大方向的改革问题。接下来，商鞅推行“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设立郡县制，都是在富国强兵。其中也有“连坐法”，改革“秦律”，涉及法律的内容，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综合来看，战国时期那三位著名的法家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法术势三者集大成。前面提到，商鞅的法，基本不是法律的意思。术呢，是君主统御臣下的权术和手段。势，则是权力的运用。这些都说明，法家不是法学家，而是政治家。
冯友兰指出，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面临新问题，自孔子以来诸子百家提出了各种方案，多是不够现实，无法实行。当时那些法家人物对实际政治有深刻的了解，诸侯们常常找他们出主意，这些人的建议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且行之有效，便成了诸侯的顾问，这些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照法家所说，靠道德是治理不了天下的，一国之君根本不需要什么“圣人”或“超人”，只要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法术，哪怕是仅有中人之资也能治国，并且治理得很好。还有些法术之士更进一步，将他们的法术理论化，于是构成法家思想。
当然，说法家与法律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有困难。汉朝历史学家班固，在他《汉书•艺文志》里就提出法家来自理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伤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但他这个诸子来自王官论的说法，后来遭到了胡适等人的批判。我们前面的文章就谈到，诸子百家的出现与某个人物的具体职务没有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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