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国之南的罗斛国（都城华富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曾遣使来元“贡方物”。二十八年，“罗斛国王遣使上表，以金字书，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缛、龙脑等物”。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三年，均遣使“来朝”、“来贡”（以上均见《元史》本纪）。《岛夷志略》“罗斛”条载；“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同书“暹”条亦载“谷米岁仰罗斛”）；其货币用■子，“每一万准中统钞24两，甚便民”，可见当时元与罗斛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商船至其地者多，故有中统钞兑换当地货币的比率。元末，暹国衰微，至正九年（1349）被罗斛新兴的阿瑜陀耶王朝（1350年建都阿瑜陀耶——今曼谷北之犹地亚，故称）兼并，合为一国，中国史籍称为暹罗。

敢木丁从中国带回陶瓷工匠之说虽未必可靠，但中国陶瓷生产技术在元代传入暹国则应无疑问。考古学者在速古台古瓷窑遗址找到的瓷器多与河北磁州窑所出者相同，而不同于早期当地人的产品，说明当有中国陶瓷工在协助生产。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速古台王朝的碑铭中使用了干支纪年和纪日。此外，周致中《异域志》说，暹罗人“名姓皆以中国儒名称呼”，这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文（载《光明日报》1978年4月6日《史学》）最先利用了这条资料并提出此说。邹启宇则认为如果敢木丁亲自来朝，《元史》不可能漏载其名，故不同意此说（见上引文）。

还有人认为“来朝”暹主更可能是大德三年正月朔受赐虎符的暹国“世子”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尚芳：《也谈素可泰国王来访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据泰国学者对速古台城玛哈塔寺院一块古碑的研究，兰摩堪亨在位时间最晚只到1298年（大德二年），则洛泰应在此年（或更早些）继承了王位。参见邹启宇前引文（页183）。前三次见《元史》本纪，后两次见王东《暹国回使歌序》（《皇元风雅》卷二二）。暹国“降于罗斛”的年代仅见《岛夷志略》记载。成书于元成宗时的《真腊风土记》中有“暹罗”之名，显系元末明初人误改。最早著录“暹罗”之名者应为元末明初周致中的《异域志》。

《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诏谕干不昔国来归附”，所遣使臣应即同书《占城传》所载十九年十二月在占城唆都军中的“诏真腊国使”速鲁蛮。《真腊风土记》说：“唆都元帅之置省占城也，尝遣一虎符万户、一金牌千户同至本国，竟为拘执不返。”按唆都率军至占城在至元十九年十一月，速鲁蛮可能是适于其时奉使回程途经占城，但更可能是随唆都军前往，或许就是周达观所记唆都派往真腊的使者。二十二年，真腊与占城“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二十九年，有回回商人阿里愿自备船从征爪哇军前往占城、甘不察“招谕”，诏准之，但是否到达不明。

元贞元年（1295），成宗遣使“招谕”真腊，二年二月从明州启航，七月至其国，大德元年六月返回，在真腊居留整一年。使臣随员周达观根据亲身见闻著《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及宫室、塔寺的宏伟建筑和精美雕刻，对真腊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地理、物产、贸易以及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翔实的记载，是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最丰富的可靠资料。其可贵之处还在于记载了当时中国至真腊的航路、贸易和大量“唐人”寓居其国的情况，列出真腊人喜爱的中国货物有金银，五色轻缣帛，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明州之席以及水银、纸管、麻布、雨伞等等，可见元代与真腊贸易的繁盛。

此后元与真腊的官方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延祐七年（1320）元遣马扎蛮等使真腊等国取驯象，天历三年（1329）真腊国“来贡罗香木及象、豹、白猿”（《元史》本纪）。实际上当不止于此。《岛夷志略》记述作者随商船所历诸国，对真腊记载尤详，说明民间贸易是一直持续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