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帝上朝时间一般都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如果上朝时间延至七八点就被认为相当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上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员恽毓鼎的日记里对上朝时间之早的描述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如某次上朝要三点钟出门，因为道路泥泞，抵达东安门时天已黎明，光绪帝先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谓看祝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员写的文件，然后再召见官员。也就是说，从家里赶到上朝地点，中间可能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然后还要在朝房等候许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泞，在车中颠沛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设备，还容易染上寒气。怪不得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就感叹“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脸色不好看都是让上朝过早给闹的，这声叹息颇似感同身受。如果是赶去颐和园上朝，就要起得更早。有一次给慈禧祝寿，恽毓鼎一点半钟起床，先到东宫门外詹事府帐篷歇息一阵，再向颐和园进发，此时的颐和园内灯火通明，光彩如昼，也验证了寿礼应是在黎明前后举行的。

在上朝和会客路途中由于时间充裕，官员可以在车中选读一些书籍，有时两天就可看完一本，可见在马车颠簸中阅读的时间不算短。

不过要想通过以上的描述断定清朝官员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偿命你可就错了，因公劳累恐怕只是个假象，一个关键证明是早朝完毕后官员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睡上一大觉直到日落才醒也没人管。

就拿恽毓鼎的作息时间表来说，他的詹事府职务相当于史官，负责皇帝的起居注编纂，也就是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兼校一些官修史书，按理来说应该随侍皇帝近旁。但除皇帝举办例行仪式时起居注官应陪伴左右外，其余时间只偶尔光顾史馆，平常都是史馆派人把稿子送到家中交给他审阅，交还的日子好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审稿范围包括《儒林》《文苑》这类官修史书的稿本，也包括审核校阅一些地方志。遇到上朝等公事，排班甚至可以自行协同商量，预先排定。如1898年年底詹事府规定有十二班，恽毓鼎自己选择四班上朝，其余班次即可免予参加。这四次上朝中，还有一次因起床过早，一点钟起来头晕呕吐，半路折回未去。到了1905年，对那些缺席早朝的官员好像也没有了处罚的规定，以致有时上朝陪侍的官员稀稀落落，让人感觉不成体统，在此之前，如起居注官有误班或缺席者，须告知御前大臣奏闻议处，所以每次遇到有不来上朝者，大家就会惴惴不安。

与上朝这类公事相比，恽毓鼎大量时间会花费在与科举同科或乡亲好友之间的团拜上，写一些私人应酬的书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此外回复信函和闲逛琉璃厂淘旧版书也是重要的活动。其他一部分时间会用来悬壶行医。

表面上看，官员受公事牵扯精力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多，但私事应酬确是如一张大网，常常罩得人喘不过气来。从日记上看，赶赴私人饭局几乎占去了恽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到了烦不胜烦的地步。恽毓鼎就自责说：“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时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也就是说再这样消耗下去和小人没什么区别了，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有一次恽毓鼎络绎不绝地连续接待了十几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举步，他不由自主地开骂起来，觉得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发出真冤苦的抱怨。

1906年2月20日午前，恽毓鼎连续接待了五拨客人后就呕吐起来。于是发出了一阵感喟，说西方人彼此见面时会就事论事，聚会后也不迎不送。宴会上谈论闲情私事，公事免谈。国人却恰恰相反，那些来访的人明明有想说的事，却先做无数浮泛的言辞加以铺垫，废去许多口舌后才进入正题。等到了该说之事，说起来又拉里拉杂，没完没了，听起来厌烦无比，其实几句话就能说清。如此下去，主人哪里会不困，哪里会不怕会客？

我们从一个清朝官员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里发现，处理公事的部分其实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时间会消耗在私事应酬的漫长程式里，其中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