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农历辛卯年九月初九，这是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放榜的日子，乡试在科举考试等级中十分关键，通过乡试可以获得举人功名，进可以参加来年的会试，退可以具备直接做官的资格，因此，这在文风极盛的江南是一件十分引人瞩目的事情。待到榜单挂出来，围观的人群一片哗然，因此上榜的大都是盐商子弟或官宦之后，其中有两个人非议最大，吴泌和程光奎，他们二人可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怎么可能中举呢？

于是，诸多落榜的秀才们就来到江宁府学和江南贡院门口抗议示威，抬着财神进入学宫，有人还写了一副绝妙的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来暗喻讽刺本次乡试主考官左必蕃和副考官赵晋。面对这帮有知识有文化敢闹事的秀才，这两位考官是焦头烂额，束手无策。这时候，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出手了，他下令逮捕参与闹事的考生，准备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这一下把事态进一步升级了，“辛卯科场案”就此爆发，这也使得江苏巡抚张伯行站出来表态。

张伯行

江南贡院

在历史上，张伯行颇具清名，清正廉洁，他认为这次乡试无疑存在舞弊行为，并向康熙帝上奏折，称这件事如果不妥善处理，“恐怕要生大变”。康熙帝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也认为这其中有猫腻，决定派武英殿大学士，素有清名的张鹏翮作为钦差大臣，奔赴江苏彻查此案。

2个多月后，张鹏翮到达扬州，开始了审案工作。经审讯，吴泌和程光奎确实聘请了枪手做题，买通了考场考官，在试卷上作标记，成功中举，涉案考官包括副考官赵晋，考官王曰俞（容知县知县），方名（山阳县知县）等人。在审讯中，噶礼试图当场对证人用刑，有*人灭口的嫌疑，而钦差张鹏翮因儿子张懋诚在噶礼麾下当知县，怕得罪噶礼，想息事宁人，不愿牵连过多，引发张伯行的不满，双方发生冲突，形成了督抚之间的矛盾。双方都上奏折攻讦对方，把官司打到了康熙帝那里，康熙帝一怒之下，下令将两人都解职，决定第二次派人前去审案。于是，漕运总督赫寿和张鹏翮一道会审。到了第二年的3月，张鹏翮拿出来一套处理方案：吴泌绞刑，程光奎、赵晋、方名、王曰俞、马逸姿等人充军流放，左必蕃革职，噶礼官降一级，张伯行革职。消息一出，朝野一片哗然，普遍认为赵晋等人罪名太轻，至少得斩首；张伯行与噶礼互相攻击，对张伯行的处理太重。

于是，三审就随之而来，主审的官员，是康熙钦点的户部尚书穆和伦以及工部尚书张廷枢。两人又把所以案犯重新审了一遍，最后得出了判决：程光奎参与了贿赂考官，改判为绞刑；、赵晋、方名、王曰俞三人改判斩立决，但是对噶礼和张伯行的处罚丝毫未变。这显然不合康熙帝的心意，于是在奏折加上了“是非颠倒”的评语。不得已之下，他下令“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矢公据实再奏。”，在会审前，康熙帝召九卿等说:

"伯行居官清正廉洁，噶礼的操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那么江南必然受到他的盘剥，大概要达到一半地区。这次二人互相参奏的案子，起初派官去审理，被噶礼阻挠，以致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实情况;再派官去审理，与前面的意见没有区别。你们应能体会我保全清官的心意，要使正直的人没有什么疑虑和恐惧，那么天下将会出现安定的局面。"

但是，参与会审的官员们不愿意平白无故得罪噶礼。会审的结果是：“应将噶礼、张伯行俱革职，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员，方不贻累百姓，张伯行是否革职留任，伏候圣裁。”康熙帝一看，这帮官员又在装老好人，只得自己亲自动手下令。这件案子拖了一年多，到了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公元1713年），“辛卯科场案”终审结果宣判：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其他人的结局跟三审时差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被革职的噶礼大人，很快就自己作死。因为他的母亲是康熙帝的奶妈，不出意料的话，噶礼避避风头，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复出了。不曾想，他素来与母亲不睦，再加上怨恨母亲没有在康熙帝面前替自己说话，居然不顾孝道伦理，打算对自己的母亲下毒手。他伙同自己的弟弟色勒奇和侄子干都，偷偷地在自己母亲的食物里下毒。所幸的是，这一图谋被噶礼的母亲发觉，惊恐之下，噶礼的母亲迅速报告了康熙帝，顺便揭发噶礼的妻子纵容干儿子干泰毁坏他人房屋。

在古代，谋害双亲乃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更何况这是皇帝的奶妈，有着养育之恩，康熙帝闻讯后大怒，马上下令让刑部逮捕人犯严加审讯，经过一番审讯，发现确有此事。揣摩上意，刑部上报了此案的处理意见：噶礼应被处以凌迟之刑；他的妻子被判处绞刑，弟弟色勒奇和侄子干部斩立决，干泰则被流放至黑龙江。考虑到噶礼是自己儿时的玩伴，有一定的交情，康熙帝最终给了噶礼一定的优待，改判他在家中自尽，妻子一并处死，所有财产充公。这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辛卯科场大案”被称为清朝“三大科场舞弊案”之一，虽然在处死案犯数量和官员等级上，远不能跟顺治帝时的“丁酉科场案”以及咸丰帝时的“戊午科场案”，前者*得人头滚滚落地，后者创下了一品大学士高官被*的最高记录，但是此案审讯过程之周折、耗时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与其他朝代相比，清朝在处理考场舞弊案时向来不手软。满清入关后，在优待八旗子弟的同时，也深知笼络汉人人心的重要性，十分重视科举取士，将科举取士视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因而对发现暴露出的科场舞弊案，往往采取严厉手段加以处置，牵涉其中的考官往往难逃一死。贯穿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已经是为数极少的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之一，倘若这一渠道也被彻底玷污堵塞，就会造成士子百姓对朝廷的严重质疑，时间长了，很可能形成一股反对王朝的明水暗流，在适当的时候就可能加速王朝的垮台。

资料来源：《清史稿》、《啸亭杂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