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贵妃剧照

雍正元年八月，雍正皇帝于乾清宫西暖阁，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做出了“秘密立储”的决定：

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建储一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

不可否认，雍正皇帝创设的“秘密立储”制度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但根据雍正朝乃至后世帝王的实际情况来看，弘时和弘历、永瑆和永琰、奕詝和奕訢之间的皇位争夺情况依然存在，只是方式更趋于温和、趋于暗里进行而已。也就是说，这一制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皇室兄弟之间的手足相残。

但距离“九子夺嫡”最近，“秘密立储”制度刚一建立、尚未成熟的雍正朝，到底实现了皇权更迭的平稳进行，没有出现明显的负面夺嫡影响。究其原因，也大致得益于雍正后宫的理想配置。

放置秘密传位诏书的“正大光明殿”

1、嫡长子弘晖的薨逝，并未影响孝敬宪皇后的中宫地位

康熙四十三年六月，被皇四子胤禛寄予厚望的嫡长子弘晖，因病去世。自此以后，孝敬宪皇后再未生育，但这并未影响雍正皇帝将其册封为后的打算，更没有影响她稳居中宫长达九年的后宫地位。

皇后无子，其余后宫妃嫔自然也不敢拿着皇嗣说事，更不敢依仗皇嗣争得雍正皇帝恩宠，这也是雍正皇帝评价孝敬宪皇后“于今九年，俭以持躬，恩能逮下，综六宫之庶务，而静正咸宜，树万国之母仪，而安贞允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有孝敬宪皇后在，雍正后宫便无“宫斗”现象，更无“发于后宫掖庭、终于朝臣结党”的皇子夺嫡情况出现。

2、皇子生母均未“母凭子贵”

​雍正朝时期具备夺嫡实力的仅有三位皇子——皇三子弘时、皇四子弘历和皇五子弘昼。弘时生母李氏，于雍正元年册封为齐妃，位分再未改变；弘历生母钮祜禄氏，于雍正元年被册封为熹妃，直到现在也未发现熹妃被晋封为贵妃的有力证据；弘昼生母耿氏，于雍正元年册封为裕嫔，虽然在雍正八年被晋封为裕妃，但也只是和齐妃、熹妃站在了同一后宫高度。

也就是说，在雍正皇帝的刻意安排下，三位皇子的生母最终于雍正八年拥有了同等后宫位分。换句话说，她们都未因为“母凭子贵”而获得雍正皇帝额外的恩宠。如此后宫安排，才能让后宫妃嫔们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共同团结在以皇后为中心的后宫领导班子周围，共同捍卫雍正皇权的稳固。

3、低等妃嫔的巨大作用

雍正皇帝登基为帝时虽然已经45岁，生育能力大幅度下降，但并不代表其完全失去了生育能力。雍正十一年出生的皇六子弘曕，就是最有利的证明。既然如此，如果雍正皇帝再频繁临幸后宫高等妃嫔，再有皇子诞生，势必又会增加皇子夺嫡的潜在危险。如果上述三位已经育有皇子的妃子，再有生孕，更会让前朝朝臣妄自揣度储君人选。

这时候，雍正后宫低等妃嫔的巨大作用就显现了出来。低等妃嫔即使生有皇子，也无法同上三位高等妃嫔相比拟，夺嫡风险自然会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雍正皇帝在位13年，大清王朝之所以出现“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的盛世景象，得益于他“以勤先天下”的勤政态度；得益于他“严厉明察、循名责实、整饬吏治、清理财政，大大矫正康熙以来宽纵的弊端”的英明之举。但后宫妃嫔理想的配置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绝对不容忽视。理想的后宫配置下，雍正皇权得以进一步稳固、国家财政得以进一步节省、因皇子夺嫡引发的朝局震动从根本上消失。由此可见，后世学者对其“奠定了清二百数十年的基础盘石”评价，当属至允至当！

参考文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清史稿·列传一·后妃》、《清实录·世宗实录》、《清实录·高宗实录》、《啸亭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