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的女孩子来说，外出工作、逛街、旅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在一百多年前，很多中国女孩是很难外出活动的。因为缠足的原因，导致她们行动不便，无法像今天那样到处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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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南唐后主李煜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审美观，令妃子用帛缠足，本就纤小的脚弯成月牙状，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但学者一般认为，五代时期并没有缠足，这仅是裹脚而已。缠足真正起源是在宋代，是当时的宫廷风尚，《宋史·五行志》记载：“理宗朝，宫人束脚纤直”。

而到了明代，缠足之风开始在中国盛行，时人王鸿渐《西楼乐府》中“狸红软鞋三寸整”，朱有炖《元宫词》“廉前三寸弓鞋露”等等都是明证。小脚为美也因此成为时尚，像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虽然贤良淑德，但因一双大脚而成为人们热议的事，足见当时的审美取向了。

在“女为悦己者容”的观念中，很多父母为了女儿能嫁个好人家，就让她们在年幼时开始缠足。用布将双脚紧紧缠裹，使之畸形变小，在这期间小女孩要忍受极大痛苦。厦门的叶汉章牧师就在《戒缠足论》中描绘了缠足时的惨痛。“自五六岁时，则苦其足，牢束紧扎，俨似烙逼，气阻不行，若同压踝？……或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

缠足是对广大中国妇女的摧残，严重地损害了她们的身心健康，剥夺了其自由活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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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满清在入关时，强烈禁止缠足活动，顺治曾下令，“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当然他们的目的与颁发剃发令一样，是在强行推广满洲风俗，因此当他们觉得屡禁不止，且并不会威胁其统治后，也就听之任之了。

到了清代中期时，缠足之风愈演愈烈。但极少数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强烈批判。袁枚在《牍外余言》中指出：“习俗移人，始于熏染，久之遂根于天性，甚至饮食男女，亦雷同附和，而胸无独得之见，深可怪也……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也。悲夫！”而小说家李汝珍也通过《镜花缘》一书讽刺、痛斥了缠足的危害。

到了近代时期，随着西风东渐，一些来华的传教士也关注起了缠足的危害。他们强烈谴责缠足的陋习，并且认为上帝创造人类，赋予了人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但却有人以非自然的方式残害肉体，这是极不人道的行为，而且违背了主的教导。因此，不少传教士投身到了禁戒缠足的运动中。

先是道光年间，天主教耶稣会士开始通过编著《劝入脚图说》，劝勉国人放弃这种恶俗。1874年，在厦门的英国在厦门的英国伦敦会麦高温牧师(John·Macgowan)看到广大妇女遭受缠足之苦，出于义愤和同情，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禁戒缠足的组织——厦门戒缠足会。期间遇到了不少阻拦，但他依然十分坚持，要救妇女于水深火热中。在他的努力下，当时就有十多人同意不给女儿缠足。

1895年，英国立德夫人在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发起“天足会”。此后，她将天足运动拓展到武昌、汉阳、汉口，广东、香港、澳门、汕头、福州、杭州和苏州等各大城市。她四处奔走，宣传裹足会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不利。有的女性甚至在她的号召下，当场除去裹脚布，加入到天足会。立德夫人的善举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支持。福州道台就饱含深情地对她说：“你像观音菩萨，中国人过去只有一个观音，现在有两个，你就是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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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维新派也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天足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相继在广东、上海等地发起戒缠足运动。康有为更是以身作则，除了撰写《戒缠足会檄》批判陋习外。且在遭到乡人的反对下，不给女儿缠足。而梁启超更进一步，他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时，意识到要禁止缠足，就必须从国人的审美观和择偶标准入手。只有当中国男人意识到娶小脚女人的问题，才能真正有利于禁止这项陋习。于是他“风示各学生，誓不娶小脚女子为妻”。

在中国维新派、洋务派大臣、西方传教士等等势力的推动下。面对社会上不断高涨的反缠足运动，清廷于1902年颁布法令，废除缠足，天足会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虽然有了清廷的法令，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但缠足之风在中国根深蒂固，要完全废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革命者再次把禁止缠足写入法令，重申国家对这种陋习的态度。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氛围下，全国知识分子、青年学子以及各行各业人士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天足日益成了国民的共识。抗日救亡时期，全国上下缠足的风气基本消亡，仅在少数闭塞地区存在。

到了五十年代，新中国对缠足陋习进行了最后扫荡，彻底把这个摧残中国女性800多年的陋习消灭。

策划：鱼羊史记 监制：鱼公子

撰文：鼓浪隐士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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