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鸦片战争降临到满清王朝的时候，正是西方军事、金融扩张的必然结果，它并不代表之前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和传统，因而它没有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故而这种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所创造的文明并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因而遭受了西方军事压迫和金融剥削的民族和文明是很难认同他们这种黑格尔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文明的冲突也就日益深化。

而中国历史无论是汉族政权或是少数民族政权，始终保持着文化上的“大一统”，这也是中国历代王朝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特性，由于西方这种野蛮力量的侵入，满清王朝丧失的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经济活动的完整，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割裂，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之后的满清王朝面临的遭遇是双重的。

光绪帝接见外国使臣

第一、在西方坚船利炮下，必须建立新的中国文化认知。

作为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帝国，儒家学说具有普遍性和大一统的特性，但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了西方列强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的根本性挑战，从而使“文化一统性”处于崩溃的边缘。虽然满清统治者也曾积极的富国强兵，但文化思想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没有重建，实际上根本无法解决中外不同文明的冲突问题，更无法解决目前面临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问题。

第二、当时的清政府必须建立西方国家眼中的“文化认同”。

正如西方的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不具有文化合法性和合理性，因而中西方从一开始便缺乏起码是文化上的认同基础。所以清政府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理念来顺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让西方人来了解中国，以找到一个共同点，以做到变革图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变法图强的清政府统治者光绪皇帝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为指导思想，以图正本清源，再造国本，进行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官员们

康有为早在1884年就开始著作一部开创性著作《大同书》（又称《人类公理》），无论康有为个人有多少不足之处，但其编撰的这部著作的确是中国第一部“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和目标而写作的经典文献”。

《大同书》的意义最起码有两个：

• 一方面就是重建中国文化“大一统”，并据此为改良满清制度的基础。

在当时大变革的时代中，康有为通过重新阐述中国儒家经典，重建中国的知识谱系，以树立孔子为“教主”的方式，力图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从封建王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个过程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继承。

康有为之所以被长期诟病，除却自身性格缺陷原因和政治改革失败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创造的“新儒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指向。在当时只有康有为独具慧眼的认识到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借武力而传教，借武力而通商”，尤其传教对中国社会瓦解又是根本性的，它不仅瓦解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文化，也是风俗人心，更是国家认同，因而他才会采用了从宗教上对抗基督教的“政治文化”作用。

面对着“国家”尚存而“天下”不存，国势颓废而世风大坏，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第一封奏折中便写道“教堂遍地，随处可以起衅”，事实上后来的“庚子拳变”和“教案”等都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表面上，满清政府面临的危机都是西方列强的武力与通商带来的，但从根本上看，这何尝不是旧文化，法律秩序的解体，传统文明的崩溃？

康有为

因此康有为认为，要使满清王朝避免将来的四分五裂，就必须要重建中国文化“大一统”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重新对儒学进行注解，使儒学能够担负得起这种责任。于是康有为从西汉大儒董仲舒学说中借鉴了“三世说”，并“托于古制而行己意”，目的也是要变法，要改制，在此条件下，“大一统”的实质则是要“皇权归位”。其目的首先要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帝，其次要将权利归于孔子这个立法者，也就是说要实行“君主立宪制”，所以董仲舒的“三世说”就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合法基础。

通过这样的方式，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既区别于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又立足于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尤其是托古改制于《春秋公羊传》确立起来的儒家正统地位，让人们相信一个道理。

历史的演进是制度文明的演进，儒学是关于制度改革的学说，改革和改制才是儒家的真正使命，这种使命正是汉儒和《公羊传》所昭示的传统。

就这样，他在其著作《大同书》中把儒学和帝王的意识形态剥离开来，不是帝国的命运决定儒学的命运，而且儒学内包含的改革和改制的思想动力决定着帝国的命运。正是因为这些，传统儒家才会批判康有为是“假儒”，慈禧太后也气急败坏的说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真正的用意是篡权谋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