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许地山：绝好的朋友
文 | 李玉俐
两篇相隔十三载的“落花生”
1922年5月，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上面世，他自此以“落花生”的笔名闻名于世；也正是在这一年，老舍在离出生地小羊圈胡同不远的北平缸瓦市教堂受洗，并在此与许地山结识。
十三年后，老舍的同题散文《落花生》发表于1935年1月20日《漫画生活》第5期，彼时的他正在地处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同年，许地山应香港大学之聘，自北平南下赴任。
许地山的《落花生》从一粒花生映照出人生的真谛，作者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与独特理解是其中最动人的亮点，其中赞美的，正是低调谦逊、甘于奉献的“落花生精神”。作者的一生都在以出世的态度入世，平和的人生态度中包含着一颗正直善良、锐意的进取的心；老舍一向重视、热爱民间文艺，他的这篇《落花生》一如往日的幽默，读来简直是一段精炼的单口相声：
“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
两篇“落花生”，许文如短小凝练的佛偈，引人顿悟；老舍文如俏皮诙谐的民间文艺，亦令人深思。
出身平民家庭、自幼丧父的老舍备尝人世心酸。作为“京味儿”文学的泰斗，他笔下的古都北平热闹、熙攘，亦有着北方冬季特有苍凉。沪港的“洋派”“摩登”向来不为老舍所爱，甚至连青岛夏季的游人如织都令他略感不适——他更钟情于北平古都的素朴自然，这种充满“土气”的取向决定了他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他所熟悉的中下层市民，写他们的悲欣苦乐，为他们所经历的不平而鸣，也为他们自身的弱点痛心自省。
出生于宝岛台湾的许地山对故土亦有着抹不去的眷恋，出现在他笔下的常是一派南洋风光，热带蓊郁的土地上辛劳的芸芸众生在面对命运的捉弄之时，常体现出富有韧性的抗争精神，表面上温柔似水，内里却涌动着顽强不息的生命力，这其中自然不乏作者宗教精神的助力，但究其根本，还是对人类乐观、善意的执着坚守。这也正是许地山的作品虽蕴含着宗教哲理却并不玄虚晦涩的原因。恰如沈从文的经典的评价：
“他能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糅合在一处”。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世界中，老舍和许地山都秉持着甘于奉献、淡薄名利的“落花生精神”。两位好友的两篇“落花生”内容虽不尽相同，义理却颇为相近，映衬出两位作家精神境界的高度同步——平易而爱憎分明。同样也引导着后人回顾这两位挚交贯穿二十年的深情厚谊。
许地山与妻子自拍照片
许地山：老舍文学上的引路人
1922年上半年，老舍在北平缸瓦市基督教堂受洗，因不满当时教育界的黑暗，于9月辞去待遇优厚的北郊劝学员职务，赴天津南开中学执教并兼在教会做些社会服务工作。已获燕京大学神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的许地山常来老舍兼职的教会，两人自此相识相交，直至许地山于1941年在香港遽然离世，这段长达二十年的深厚友情才被迫画上休止符。
许地山祖籍广东揭阳， 1893年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府，生逢甲午海战，举家迁居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父亲是清末进士、台湾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老舍则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899年出生于北平护国寺旁小羊圈胡同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舒永寿是清末皇城护军，殁于清末的庚子国变。从地域上看，两位作家相隔数千里，各自成长背景、所受文化熏陶迥异。从年龄上说，老舍这位 “小老弟”视许地山为尊敬而亲切的兄长，初识之际，更是自谦为没学问的“中学生毕业生”（实则彼时老舍已在“宗月大师”的资助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不及弱冠即任京师公立高等小学校长，后更因业绩突出被提升为劝学员，薪资颇丰）。老舍最初并无心“高攀”，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位富有学识的青年才子不仅毫无架子，且极为随和，与他甚是投缘。且看当时的许地山给老舍留下的印象：
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他同我去吃八个铜板十只的水饺，一边吃一边说，不一定说什么，但总说得有趣。我不再怕他了。虽然不晓得他有多大的学问，可是的确知道他是个极天真可爱的人了……他愿意把他知道的告诉人，正如他愿给人讲故事。他不因为我向他请教而轻视我，而且也并不板起面孔表示他有学问。
或许他们自己也不曾料想到，不久后的英伦旅居生涯给了这两个年轻人进一步加深友谊的机会。1924年秋，老舍赴英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此时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许地山已先于他来到英国，准备入牛津大学继续攻读比较宗教学。
伦敦大学执教时期的老舍
当年在缸瓦市教堂与许地山相识后不久，老舍还结识了从英国伦敦传教会来燕京大学神学院任教的易文思教授。作为许地山与老舍共同的朋友，易文思安排初到伦敦的二人住在一处。老舍在得知与他同住的室友竟是这位昔日好友时，自然难掩惊喜兴奋之情：“他（易文思）告诉我，已给我找好了房，而且是和许地山在一块。我更痛快了，见了许地山还有什么事作呢，除了说笑话？”
初到伦敦的老舍与这位好友重逢时，只见“他正在屋内埋头写作，用的是一本油盐店的账本，笔可是钢笔，时时把笔尖插入账本里去，似乎表示着力透纸背。”“那时节，我对文艺还没发生什么兴趣，所以就没大注意他写的是那一篇。”
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许地山依旧像在北平一样，如兄长般领着老舍逛伦敦，这让初出国门的老舍对发达强大的异邦有了相对从容、客观的认知，以致老舍后来感慨道：
“我一到伦敦，就借着他的眼睛看到那古城的许多宝物，也看到它那阴暗的一方面，而不至胡胡涂涂的断定伦敦的月亮比北平的好了。”
在燕京大学神学院的任教时的许地山，年纪轻轻即整日着长衫、研习梵文，被同事们戏称为“许真人”。这位“真人”的本领不只如此，他博闻强识、多才多艺，不仅是一位深谙宗教学的作家，而且还在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颇有造诣，他能鉴别古钱币，也是园林设计和花卉培植的高手；他精通英文、梵文、巴利文、粤语、闽南语等多门语言，弹得一手好琵琶，爱好旅游和摄影。1925年，郑振铎正在筹划写作《中国通俗文学史》，他知道所需的载有大量民间资料的敦煌经卷已被盗劫至大英博物馆，便嘱托好友许地山帮忙查找。可惜这些资料只许阅读、禁止复制摘抄。许地山于是发挥自己超人的记忆力，一有空便于馆内心记默诵，出馆后再一字一句地回忆、记录下来。后来，郑振铎得到去英国的机会，也想学着许地山的法子记诵，却发觉很难做到，便动员同在伦敦的老舍、朱光潜等帮忙轮流背诵默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