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堪称张学良一生中最大的伤痛，因为一个错误决定，让东北沦入日本人之手，也让他受到了举国上下的谴责。

因此，没有人比张学良更想抗日，甚至不惜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以此来实现全国团结抗日的目的。

可惜，西安事变虽然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但张学良也被蒋介石软禁了，没能实现自己亲自领兵抗日的愿望。

到了七七事变后，中国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正在软禁中的张学良也热血沸腾，先后四次给蒋介石写信，希望能上阵*敌，一雪前耻，但是，蒋介石都没有答应。

张学良第一次写信，是在1937年7月18日，七七事变刚刚过去10天，张学良就坐不住了，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写道：

介公钧鉴：

卢桥冲突，日渐扩大，日本军人之凶焰，肆行无厌，真令人发指！

良知钧座鸿谋，早有成竹，万一不幸，中日问题，必须以兵，俯乞钧座赐良*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等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决不令匹夫一志之不得伸。

临书惶悚，不知所云，俯乞鉴宥。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来，张学良参加抗日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任何职务，任何等级，皆所不辞”，只要蒋介石能答应，他就是血染沙场、以身殉国，也毫不顾惜，死得其所！

但是，这封信发出去后，却没有得到一点回音，让张学良的一腔热血落了空。

不过，张学良没有放弃，当年9月底，又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希望能通过宋美龄来达到目的，其中写道：

“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

“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委员长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世间。良受委员长之优容厚待，有如家人。委员长运筹决策，夙夜焦劳，凡属同袍，皆各效其能，以为抗战之助力。

“良处此时势，讵敢妄有希冀，扪心自问，实有难安心者耳！否则饱食暖衣，山居优游，亦或人求之所不得。夫人聪慧过人，谅能洞鉴良之心绪也。”

张学良与宋美龄的关系，比和蒋介石还要亲近，而且张学良也知道，蒋介石对宋美龄非常倚重，只要她说句话，蒋介石肯定会听的。

果然，这次蒋介石没有置之不理，而是让宋美龄转告他，让他在家里“好好读书”，日后会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关于领兵抗日的事，一点也没有提。

就这样，张学良的愿望再次落了空，让他非常失望。

转眼到了1938年6月1日，张治中去看望张学良，张学良忍不住又向张治中请求，说：“我身为军人，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得了九一八！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张某人到哪里去了？”

张治中也很支持他出去做点事，就答应了回去向蒋介石禀告。

张学良也很高兴，就把自己早就写好的请战书，交给张治中，让他转交给蒋介石。

张治中走后，张学良每天都在盼望着回音，可是，等待他的仍然是失望。

5个多月后，1938年11月9日，戴笠去看望张学良，给他介绍了一些抗战中的事，张学良非常高兴，就再次给蒋介石写信，请缨抗战，并请戴笠转交给蒋介石。

可惜，这次和前三次一样，仍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一直不同意张学良出来领兵抗日呢？

对这个问题，张学良后来有过猜测。

在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恢复自由后，有一次接受采访，就说起了这个话题，说：“我明白蒋先生不让我抗日，一旦我出来抗日，蒋先生的领导权，我就拿过来大半了。不但老百姓，甚至中央军队我也会影响。”

其实，张学良的这个说法，是有点不自量力的，在1937年七七事变时，东北军只有6个军，不到20万人，就算把这些军队全部交给张学良，也只占国民革命军的十分之一而已，怎么可能威胁到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呢？

而且，张学良无论是个人威望还是领导能力，都远远比不上蒋介石，怎么可能把蒋介石的“大半领导权”都抢过来呢？有谁会听他的？

实际上，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张学良出来，就是出于报复心理而已。

蒋介石是一个心理敏感、睚眦必报的人，凡是得罪过他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尤其是西安事变，让他遭到了一次莫大的羞辱，更是让他对张学良恨到了极点，要不是宋美龄力保，他早就把张学良*掉了，怎么可能会让他出来继续潇洒快活！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这份仇恨，一直到他去世都没能化解开，甚至到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世后，才让张学良恢复了自由，足见他对张学良的恨意有多深！

（参考资料：《张学良全传》《凤凰大视野》《抗战与战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