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1927年，我军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三大起义，是我军在革命最低潮时迎难逆行、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起义军的来源，除了追求进步的旧军队，后两个起义还动员了农民和工人。三大起义都处在敌强我弱、民智未开的大环境下，打不赢就跑、上山打游击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能做到这一点却非常不容易。

事实上，三大起义失利以后，只有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而有7位元帅参与的南昌起义和3位元帅参加的广州起义，不是在转移中消耗就是选择固守城池打阵地战，这是为什么呢？

分析起来，三大起义的初衷相同但结局不同，主要有几个原因。

秋收起义军（资料照）

原因之一：三大起义的出发点，都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

发动武装起义，为什么要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1924年，中山先生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建“黄埔军校”，又通过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叛军。中山先生病逝以后，1926年广州当局、武汉当局接连发起两次北伐，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又配合西北军冯玉祥打跑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可以说战果辉煌。

在莫斯科的指导下，中国的革命者也参与其中，并对俄国的红色革命有了深刻认知。

1927年，蒋氏在上海发起“四一二”事变，武汉有爆发了“马日”事变，随后“宁汉合流”，沆瀣一气*戮革命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危急时刻，我党决定借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

当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城市中心论”。

俄国十月革命

原因之二：三大起义的最终目标，都是“夺取中心城市”。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有几点：一是实现工农联盟，二是武装暴动，三是通过中心城市发动起义，因为“十月革命”就发生在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城市彼得格勒。

在我党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试图攻打长沙、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而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城市中心论”的忠实践行者。

所以，三大起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夺取中心城市，进而把革命推向全国。而三大起义选择的目标城市，分别是江西第一大城市南昌、湖南第一大城市长沙，以及广东第一大城市广州。

但是，由于敌众我寡实力悬殊，南昌起义成功后敌军四面包抄，刘伯承的参谋团只好拟定了南下潮汕方案；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打下浏阳县城，但难以守住，更不要说攻打长沙了；广州起义明知敌军四面围城，仍然固守，结果三天时间守军几乎伤亡殆尽，余部撤离广州。

而三大起义的连续失利，说明在中国“城市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

南昌起义

原因之三：三大起义发起时，还没有走出旧式军队的思维模式。

三大起义，是我军独立创建武装力量的第一步，但步履艰难。

由于第一次大合作有过三年多的“蜜月期”，我军内部同时跨两个组织的名将，不在少数。

此外，在国民革命军中还诞生了我军第一支武装力量：大总统府铁甲车队，也就是后来的“叶挺独立团”，但陈独秀等一直反对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一大教训。

三大起义，是我党深刻认知“枪杆子”的第一步。

但是，三大起义依赖的主力军，还是来自旧军队的进步力量。其中，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叶挺11军24师、聂荣臻动员的25师，以及周公争取的贺龙20军，共2万余人，几乎清一色来自旧军队。

秋收起义是“八七会议”后，上级派主席去发动的。5000余人的起义军主力，是卢德铭的第二方面军武汉警卫团，以及安源、萍乡、浏阳、平江等地农民自卫军，此外还有修水土匪邱国轩所部。

广州起义的主力军，是叶剑英的第二方面军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2000余人，以及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徐向前任6大队大队长），此外，海、陆丰农民赤卫队也举行了起义。

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有工人赤卫队、农民自卫军参与，但都是偏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