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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考古
2021年度宗教考古，包括石窟寺方面的成果出现井喷，宗教考古新发现不断，困扰多年的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出版也卓有成效。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遗址
开元寺南遗址位于开元寺南侧及以西区域，面积约12000平方米，是河北省首次大规模的城市考古发掘项目。自2015年以来，共进行了六个年度的考古工作，首次发现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发现各类遗迹现象326处，出土可复原器物7000余件。按照遗迹性质及相互关系，可将之分别归类为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宋金至明清时期民居街巷系统。
与开元寺相关的遗存主要包括唐代开元寺池沼、宋代瓦窑、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及门前道路。2021年继续针对寺庙建筑系统展开工作，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现象41处，出土遗物近400件。唐代池沼的发掘表明开元寺门址在唐代可能为东向；金代南门下未发现宋代南门痕迹，可知宋代开元寺仍旧沿用唐代布局；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的发现明确了开元寺金代以来的朝向为南向。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是开元寺南遗址最为重要的发现，明确了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可以分为两期。早期墙体建于唐初，废弃于唐中期，晚期墙体和夯土城台共同构成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城墙防御系统，该城墙防御系统是正定晚唐五代时期的子城城墙。城墙防御系统的发现为正定古城千年建城史提供了实证。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2021年发掘出一处寺院遗址，总体布局坐东朝西，目前清理出的区域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24米，南北两侧墙体向东仍有延伸。西部为寺院中殿，北侧中殿中部有一处长方形祭台，南侧中殿东侧同样设有祭台，并于北、西、南3面贴靠墙体垒砌长条形土台，推测为长椅，中部还发现1口水井。东部为多间土坯垒砌的房间，布局对称。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中发现较丰富的壁画遗存，壁画内容以人物为主。面积最大的两幅壁画中均发现十字架形象，分别位于人物胸口所带神像上、两飞天中部、及中北部祭台的东壁南侧骑马神像的帽冠和权杖头等处，发掘者认为属较典型的景教图像。另发现有“也里可温”榜题、权杖、棕枝等具有景教特征的元素，以及有以金箔片、石珠贴饰的壁画残块。据此，发掘者判断该遗址是一处始建于唐代，沿用于高昌回鹘时期和元代的大型院落，在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应为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遗址。建筑主体结构为高昌回鹘时期，元代经过改建增补。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2021年中山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了发掘。西旁景教寺院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2021发掘基本完成了对岗顶建筑的全面揭露。发掘者认为遗址存在至少三期使用过程，其中前两期建筑均具景教寺院性质，主体年代应为高昌回鹘时期；该遗址是一处功能完整的景教寺院，除宗教仪式建筑外，还包含厨房、酒窖、寝室等生活设施。南北排列的三组（栋）建筑组合，具有所谓“三殿式教堂”的布局特征，与西亚、中亚地区景教寺院布局接近，但在壁画风格、技法、颜料等上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及高昌故城K寺（摩尼寺）等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存在明显的联系。
江西通天岩石窟
2021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通天岩石窟进行全面调查，梳理了通天岩石窟造像与题刻的数量、规模、位置、形制、内容及保存状况等相关情况，查明了各龛窟、造像、题刻等遗迹间相对位置与叠压打破关系，弥补了此前材料的缺失。通天岩石窟是我国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石窟寺之一，有“江南第一石窟”之称。确定江西石窟寺13处，摩崖造像7处，共计20处。
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
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遗址毗邻唐代渤海国的（公元698-926年）温特赫部城，西北距渤海国东京八连城约4公里。考古调查表明，古城村寺庙址可能包含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考古遗存。2016-202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珲春市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进行了连续6年主动性考古发掘，已发掘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获取了大量考古学材料。
古城村1号寺庙址严重破坏，建筑布局与结构不明，根据遗址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佛像确认遗址性质为佛寺。寺庙址可能始建于公元5世纪初前后，至少在渤海国早期、渤海国中晚期进行了两次修缮，其废弃可能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
2017-2021年，发掘了古城村2号寺庙址。确认该寺庙址存在早、晚两期遗存。早期佛寺遗迹遭严重破坏，目前发掘的遗迹有两类，一是墙体基槽，推测系佛寺西墙残迹；二是建筑基址，台基范围与平面柱网结构不明。晚期佛寺遗迹保存较好，整体范围东西约120米、南北约80米。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佛殿、佛堂等主体建筑，中轴线西侧自北向南建有禅房及生活类建筑。目前尚未发现佛寺围墙、回廊及山门等建筑。发掘建筑台基5座（分别编号为TJ1-TJ5），其中1、2、5号台基位于南北中轴线上，3、4号台基位于中轴线以西。南北中轴线上的台基推测为佛殿、佛堂等。佛殿（1号）平面呈长方形，其上原建有倒“凹”字形佛坛，发现舍利地宫。地宫内有石函，函内放置铁函。铁函内共发现金、银、铜、锡、玻璃、木、珊瑚等多种材质的遗物3555件，其中包括银函1件、金瓶1件，金瓶内发现7颗银珠，应系影骨舍利。佛堂（2号）台基平面近正八边形，土石混筑。础石三重，台基四周边壁石材包边，外侧铺有散水石，东、南、西、北四面中央铺设石踏道。5号位于中轴线北侧，平面呈长方形，目前正在进行发掘，建筑结构、建筑性质尚不明确。3号推测为禅房，位于佛殿西侧，土石混筑，平面呈长方形，面阔11间、进深2间。台基外缘发现包边石。4号位于5号西侧，平面呈长方形，土石混筑。推测与僧人生活相关。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遗物近万件，主要包括佛像、建筑构件、壁画残片等。其中石质佛像皆为背屏式佛像残件；陶质佛像主要为模制小型佛像；另发现大型泥塑佛像，残破较甚。建筑构件主要包括板瓦、筒瓦、垒脊瓦、当沟、兽头残件等。铁器主要为瓦钉等建筑材料。晚期佛寺遗址建筑布局清晰、完整，推测营建于唐代渤海国中晚期，其废弃亦可能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古城村2号寺庙址晚期佛寺布局完整，屋顶使用高等级的绿釉脊饰，结合佛寺位置紧邻渤海州城与都城，推测可能与渤海国王室有关，可视为我国唐时期东北地区佛寺的代表性遗存，对研究唐代佛寺建筑布局、建筑结构、舍利瘗埋制度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净慈寺
净慈寺始建于五代的吴越国。2021年净慈寺考古发现了五代至宋的一组大型建筑遗迹，该遗迹主要由八边形夯土台基、天井、连廊、踏步、散水、排水沟等组成。遗迹规模宏大，结构清晰，保存状况较好。
临汾霍州千佛崖摩崖造像及窟前遗址
202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霍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对位于霍州市西南7公里处的汾河东岸的千佛崖造像及窟前遗址进行调查与测量。崖壁上造像窟龛非常集中，层叠分布，互相之间还有打破关系，密集区域多达8层。造像开凿于唐代中后期，开元年间为主，开元以后亦有雕凿，明代正德年间仍有少量雕刻。千佛崖摩崖造像为民间雕刻，是晋中南地区重要的唐代中型规模造像群，既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唐代造像风格，也有洛阳龙门、关中地区唐代造像风格，对研究唐代中后期造像风格类型演变提供重要材料。
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
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与出版是宿白先生一直牵挂的，2004年宿白先生在龙门石窟曾语重心长地说：“石窟是地面上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是中国历史考古重要遗迹的部分，因此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都应当按照档案的内容和考古报告的要求来编写。龙门石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首要的、最基础的学术工作应当从石窟档案做起，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洞窟考古报告的编写。”2021年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出版走上了快车道，新的数字技术采用，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先后有《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和《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万佛沟区（全三册）》出版、《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出版。
手工业考古
手工业考古近年已发展成为我国考古学的重要研究方向，盐业考古也随之取得了重要进展。2021年手工业考古新发现仅天津军粮城唐代盐业遗址考、河北黄骅大左庄的制盐作坊遗址，同时举办了盐业考古黄骅论坛。
天津军粮城盐业考古
2021年4月至今，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东丽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的协助下对军粮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完成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发现一处唐代大型夯土台基和唐代制盐作坊区，清理出灰坑、灰沟、灶、井、窑、车辙等200余处遗迹，出土了一批唐代遗物，包括生活用器和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小方砖和粗绳纹砖等建筑构件，此外还有少量铜钱（开元通宝为主）、铜甲片、动物骨骼等。大型唐代夯土台基是目前探讨文献记载的唐代“三会海口”的最佳选项，对天津古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古代人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军粮城遗址还发现了与制盐相关的卤水井、灰坑、盐灶、滩场、灰沟等遗迹，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唐代制盐作坊区，这是天津考古第一次发现古代制盐遗存，填补天津盐业考古空白。
黄骅盐业考古论坛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2016-2021年发掘了黄骅大左庄遗址，确认这是一处隋至唐代中晚期的制盐作坊遗址，其制盐工艺与《熬波图》中的记载接近。9月27日至28日，“手工业考古·黄骅论坛——以盐业考古为中心”在河北黄骅市顺利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盐业考古，研讨的内容广泛而紧凑，时空范围和研究视野都大大拓展，以学术促成果，得到明显提升，其中围绕制盐工艺、作坊布局和生产关系三个问题，对黄骅大左庄制盐作坊进行了系统的复原研究，并认为是一处官督民办的制盐作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盐业考古取得的新成就。
寿州窑考古
2020年寿州窑遗址重启考古发掘，针对窑址分布范围不清晰，窑炉结构、烧制技术、产品特点等学术问题开展的。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淮南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目前发掘松树林窑址区、高窑址区和住院部窑址区。清理出的遗迹以瓷片堆积区为主，出土遗物主要是匣钵、窑棒、钵状支具、筒状支具、垫盘、垫砖、黄釉碗、青釉碗、黄釉盏、黄釉四系罐等。根据出土遗物判断，时代从唐代早期延续至唐代末期。
运河与交通考古
交流使社会进步的物质资源不断推陈出新，精神资源不断丰富发展。大运河、丝绸之路为我们提供了人群互动，文化思想交流的平台，是理解不同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经验和教训，2021年的运河考古收获丰硕。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沁水故道
2016年以来郑州大学黄河历史变迁与大运河文化传承研究团队在黄河、沁河交汇区域内，初步确定了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沁河故道的基本走向、具体方位、河道遗迹与标志性地物，获得了新发现与突破性进展。
安徽宿州灵璧县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
2021年宿州市灵璧县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发掘，清理运河河道32米，发现一批运河重要遗迹，包括两岸河堤、河道、木岸狭河遗迹、船底摩擦河底痕迹、脚印、沟槽遗迹。两岸河堤保存完整，清理河段长32米，河道宽45.6米，运河总宽度约66米。河道可以分为主副航道两种航道，推测主航道为人工开挖河道，副航道为自然航道。副航道漫坡处发现多处人脚印（长0.35厘米）和疑是船桨戳地的痕迹。在北岸河堤坡底部发现了木岸狭河的迹象。出土大量的遗物，这点是目前安徽省内保存最完好、揭露出最完整的一处运河遗址。
小结
2021年迎来考古百年，考古在回顾与展望中掀开新的篇章，作为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阶段，隋唐五代时期考古在多元一体、国家认同、文化基因等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引导下，呈现出新格局、新态势。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与历史学从同质互补质跃到异质互动的整合、考古学文化在国家文化下被重新定义、考古学理论的思考等点燃了未来历史考古的微火。
整体而言，2021年隋唐五代时期考古工作仍延续了2020年的基本框架，新的考古发现都带来新的研究契机，甘肃唐代吐谷浑王族墓群、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的发掘，推动了唐代边疆治理、军政制度的研究。2021年的考古，基于脚踏实地一锨一铲的考古发掘所勾画出隋唐时代的微妙细节，有助于隋唐历史图像的完整拼接。像唐长安城太庙、西内苑、隋唐洛阳城内重门、正平坊的考古，从细微处揭开了都城配置的肌理。
城市考古，除过都城遗址外，地方城市的考古工作也异军突起，专题性、系统性增强，学术目标明确，科技手段多样，特别是东北三省高句丽、渤海国城址的调查，亮点很多；墓葬的考古新发现仍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特别是咸阳洪渎塬墓群，号称“半部中国史”，墓葬数量可观。据国家文物局消息，全年实施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388个，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基建考古任务仍然繁重，尽管压力大、任务重，但基本建设中考古中，基本都可做到学术目标明确，课题意识、多学科合作和科技考古理念、遗产保护意识等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基建考古与学术课题的良性循环。
本文总结盘点所收集的资料多来自文博中国、中国考古网、各省市的考古公众号等网络渠道，难免挂一漏万，敬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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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