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地处偏远，政治地位却很高。甘肃电视台播天气预报时，第一个报省会兰州，第二个就是“甘肃矿区”——404厂对外的名称。加之老一辈人是精英，小城又叫核城，我总觉得自己生活在某个中心。
404厂里的车牌是“甘A”打头，与兰州无异，我和伙伴聊天的时候说起：嘉峪关车牌是“甘B”，酒泉更不行，才是“甘F”。说完我们哈哈大笑：“还是我们牛逼。”
核工业厂牵涉放射性物质，404的生活区与工厂是分开的。工厂在西北边，需要坐近一个小时的火车。放射性最强的工作是“下大坑”，每人下坑工作半小时就必须离开。厂里的工人每天下班要洗澡，填埋防化服。我们这代人多数从没去过工厂，家长提起来只说很“脏”。
偶尔大人们也会谈起一些事故，有人“吃”了剂量，受到辐射，头发迅速掉光。
我有个同学时常过敏，去医院检查，共查出三百多项过敏源。还有一个同学一只眼近视，一只眼远视，两眼度数差了一千三百度。医生很惊讶，说一般这种情况是看不见东西的。这两个同学的父母都在厂里上班。
404的生活区以工人俱乐部和百货商店为中心，分成南北两个区，各建了一个市场、小学和幼儿园。生活区两头是公园，北边是养鱼池，南边动物园。
我家住在北面，附近有厂里最高的建筑——通讯大楼。大楼高七层，楼顶有四面大钟。在厂区任何位置都能看到楼顶的大钟，也能听见报时的钟声。
生活区很小，从头走到尾也没有两公里。我父母都在生活区工作，从我家往南，经过通讯楼就到银行，银行向东六十多米就是幼儿园。
三岁半那年，妈妈去北京学习，带上了我。离开厂区第一次出远门，我在火车车厢里又蹦又跳。看到天安门广场时，我惊喜到不知所措，擎着红色充气榔头疯狂奔跑。我成了广场上一道奇异的景象，被一群席地而坐的外国人拉去合影。
从北京回到404，我和邻居家的小男孩一起被送到了幼儿园。
幼儿园是个小洋房，我们在教室里，猪在外面，隔着窗户可以看到它们在院子里拱来拱去。我们吃猪，猪吃我们的剩饭。我总吃不下肥肉，就把肉攥在手里，趁老师不注意装进裤兜。我妈洗裤子时发现了。没几天串门的时候遇见了幼儿园老师，她是我妈之前的同事。我藏在我妈后面说我不喜欢吃猪肉，老师笑了笑。第二天幼儿园就吃了一顿萝卜粉条包子。
幼儿园里有个很壮的女老师，她喜欢的人不喜欢她，她转不过劲，就疯了。小朋友也不怕她，她拿长竹竿敲打地面让大家安静时，还有小朋友嘻嘻哈哈顺着竹竿爬上去。厂区闭塞，人也认死理，厂里因为失恋患上精神问题的人不止她一个。后来女老师头发白了一半，胖得夸张，每天在街上游荡，幼儿园仍然给她发工资。
小时候爸爸忙着打麻将，妈妈一直准备大专自考。我幼儿园时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哥哥，和弟弟妹妹一起玩玩具。可因为计划生育，我妈再生会丢掉工作，只好依着纪律，把已经怀上的孩子打掉，我想当哥哥的愿望无从满足。
碰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会走上幼儿园二楼的露台，撩起衣服，把肚皮贴在冰凉的石墙上，自言自语说：哥哥想回家。等到肚皮变得冰凉时，我把衣服放下来，肚皮再次被焐热，我想要当哥哥的念头就会稍微平复一些。这样一来，我的肠胃开始变得很差，身形也从小胖墩缩减成了小竹竿。
我和发小楼上楼下住了13年，她上幼儿园大班时我在中班，吃完饭看见她在对面教室，我就嚷嚷着也要上大班。妈妈找到以前同事，我跳级进了大班，和发小睡对床。我见到她就一直咯咯地笑，她也是咯咯地笑，午休时间我俩拿着小糖纸笑个不停。爸妈来接我们的时候，老师批评我俩不守纪律，我们还是藏在爸妈后面咯咯地笑。
我们楼隔壁单元还有一个男生，我们三个常在楼前的槐树下玩耍。四五岁时，我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到底我们谁会和发小结婚呢？
后院的猪被吃完，我幼儿园毕业，升入小学。我的小学紧挨着幼儿园，学校门前凸起的方形水泥墩是防空地道入口。在我们厂里，学校、住宅楼、医院门口都有这样的入口。为了躲避空袭以及核打击，404厂地下是连通起来的防空地道。听父母说，1968年中苏冲突的时候，苏联曾经威胁要攻击中国的核基地。那时厂里经常做防空演习，警报一响，老师同学就往地道里跑。
我上小学时，地道早已废弃，成了小孩子玩耍的地方。我曾撑了一把伞从水泥墩子上跳下来，把脚崴了。
图 | 已经废弃的小学和防空地道入口
那会儿有住户在楼前晾晒白菜，小学同学在一旁玩剪刀石头布，规定谁输一次就搬一颗白菜扔进地道。他们玩了一下午，楼前的白菜一颗都不剩了。
小学八点半上课，我每天六点半就会去学校，孤零零的。有一次看错表，凌晨五点我就到了学校，却碰到隔壁班的小女孩，她比我到得还早。我们俩站在校门口无所事事，她就开始给我讲鬼故事，说滑梯旁边有一个常年锁住的房间，有人从窗户外往里看，看到一双血淋淋的眼睛。她压着脖子，用凌厉的眼神盯我，几乎使我哭了出来。
404厂区福利很好，各单位经常给职工分东西，鸡鸭鱼、米面油几乎不用买，西瓜、哈密瓜一分就是一麻袋。舅舅家分到鱼就给我家拿几条，等我家分到鸡再送回。街坊邻居、楼上楼下也以人情作保，互通有无。厂里基本的衣食住行不太用得到钱，厂区职工之间贫富差距很小。
厂区生活没什么隐忧，我家的钱大部分用来买“玩具”。92年，父母工资总共500元，而买录像机花去3500元，97年买带“画中画”功能的电视则花费7400元。整个厂区最有钱的人是捡破烂的，90年代已经身家十几万。他懂得做生意，靠收破烂起家挣了大钱，被大家称为“破烂王”。
后来看到政治课本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我觉得404差不多就是。
厂区人好吃，经常下馆子。因为大家互相请客，在小学门前火锅店刚开张的一个月里，我去吃了17次。我爸单位附近有一家小小的锅贴店，叫百顺鸡。店里剁馅的木墩有二十公分厚，因为终日剁馅，刀落得密，案板中间陷出十公分深的坑。
百顺鸡最早是一家火锅店，位于自由市场中间，生意异常红火。大冬天店里热浪袭人，大家穿着短袖吃火锅。尤其在过年期间，人比往常多好几倍，乌泱乌泱都往店里挤。也就在某个新年的傍晚，火锅店门前塌陷，有人跌进两米深的大坑，摔成重伤。这件事登上厂区报纸，妈妈啧啧称奇，说404人太能吃，把地都踩塌了。百顺鸡门前搭起架子，围上绿色的网。再次开业遥遥无期，店里的阿姨就出来开了这家同名的锅贴店。
厂区小，日子也闲，最热闹的就是各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中运动会就没有停过，从年头办到年尾，大家似乎随时都在准备体育比赛。因此，父母那代人大多是运动好手。灯光球场夜里灯火辉煌，父母在场中比赛，小孩子就凑到主席台交换水浒卡片。
我恍惚记得，灯光球场还演过马戏。场子里高高架起秋千，演员拴上红绸表演空中飞人。舞蛇的人把很小的蛇放进嘴里，蛇会从他们的鼻孔里爬出来。
除了体育比赛，厂里人主要的休闲就是饭后遛大街。大家都在一条街上消食，碰到熟人就站在马路上聊天。我实在不喜欢和父母一起逛街，满大街都是他们认识的人，几百米的路常常要走上半个小时。
每晚工人俱乐部门前热闹非凡，大人三五成群，聚在主席像下聊天。小孩子爬到雕像底座上，沿着窄窄的边绕着主席像走。
后来，我在各地见过很多座主席像，就数404那座使用率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