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太史公的这段话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鲜明现象，那就是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士大夫文人来说，在仕途坎坷生活不顺的双重压力下，更容易把心里的感受付诸笔尖，用文字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形成一篇篇文章，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对中唐文人柳宗元来说，亦是如此。
这一切还得从一场政治革新说起，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皇太子李诵继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振兴朝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收回宦官手中的权力，这无疑是正面与宦官产生冲突，于是，在顺宗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宦官联合朝内外反对势力对改革集团施加压力 ，"永贞革新"以失败告终，其核心人物"二王八司马"统统被贬，柳宗元作为其中之一被贬永州，在永州度过了他生命中最悲凉的十年，仕途不顺，生活坎坷，回京无望，生活和报负之间的双重矛盾激起了他心中无尽的愤懑之情，向外喷发，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谱写成一篇篇诗文，也就是在这短短的十年之中，他的全部作品540多篇中有317篇创作于此。可以说，永州十年虽然是柳宗元一生中最坎坷的时光，可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来说，这十年堪称为巅峰之时。
同是公元805年，柳宗元先是被贬邵州刺史，在赴任路上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唐代的司马虽说是一个官职，但是并不提供住所。到了永州之后，柳宗元不得已选择暂居龙兴寺。刚到永州，南北差异较大，语言又不通，生活又困顿，种种不顺压在心头，可以说，刚到永州的柳宗元不仅愤懑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凄惨。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杂文窥见一斑，在《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至则无以为居, 居龙兴寺西序之下。…… 然余所庇之屋甚隐蔽, 其户北向, 居昧味也"。在《与萧翰林悦书》中亦有："闻北人一言, 则闹哭走匿, 虽病夫亦但然骇之"。中国古代社会向来如此，对于被贬谪的士大夫文人来说，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不过对于柳宗元来说，更悲痛的在于公元806年，他的太夫人在永州去世，次年须归于其京兆御史府君之墓。可是他呢，待罪之身，是不能离开永州的，所以，他无法奉丧以归。孝在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眼里重于一切，这对于柳宗元来说是更为重大的一层打击，在他的杂文《寄许京兆容书》中，把这段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也许是觉得现实生活无法为他寻找寄托，他开始转向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不得志的文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的目光盯住了同样不得志的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他写下《惩旧赋》，这一篇楚辞体的作品，希望跨越千年的时光，与屈原来一场心灵的对话，寻求知己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之情。可以说，刚到永州的前期，柳宗元的作品大都是抒发自己的苦闷之情，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表现的也是与传统士大夫文人被贬所差无几的壮志难酬之情。
柳宗元永州时期的作品要说成就最高的，那必须是山水游记的代表《永州八记》，是继郦道元《水经注》之后又一游记精品。后世评论家都给以很高的评价，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在柳宗元之前，永州的山水并不为人所知，也没有人为其作传，柳宗元来到这里，寻常人看不到的美景在他的手下情态百出，让我们在千年后的今天读到这些游记依然心所向往。《始得西山宴游记》以游客的视角，写下了从发现西山到游览西山的全过程，着重在于描写西山的怪特这一特点。《钴鉧潭记》从钴鉧潭的来历说起到描写其四周的美景，为我们呈现的是一方安静而又美好的景色。《钴鉧潭西小丘记》描写的钴鉧谭旁边一个无名的小山丘，虽小而无名，可景色依然灿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用冷清的笔调描写了小石潭一种孤芳自赏的美感。《袁家渴记》相对于前几篇来说，这篇文章的描写更为细致，重点在于突出袁家渴独特的景观。《石渠记》是袁家渴西边的一条石渠，沿着袁家渴继续出发，发现了这条独特的小石渠，并用文字形象的把其展现出来，清代常安评价道："到处不肯放过，古人用心每如此。"《石涧记》着重描写的是石涧的水，石的情态样貌，在柳宗元的笔下，溪石都是变化万千的。《小石城山记》作为《永州八记》的最后一篇，柳宗元同样用从描写小石城山的形状入手，毫不吝啬的赞美神奇的美景。并在最后发出"造物主之有无"这样的哲学议论。《永州八记》虽说在描写景物的背后同样也寄托着柳宗元无限的愁思，但是与刚到永州相比，柳宗元选择跳出无限郁闷惆怅，选择走近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寻求与生活和解之道。
当然永州十年的作品还有很多，表现无限孤独境界的《江雪》，倾毕生之力的《贞符》，当然还有那些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永州，对于政治家柳宗元来说，无疑是失败的，对于文学家柳宗元来说，无疑是创作的高峰。永州十年，他不仅在心路历程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在创作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关注现实，描摹现实生活的美景，真情实感倾注笔下，永州不再是贬谪之地，而成为了心灵的寄托。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