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这句话来自《论语》的《里仁篇》，是孔子德行修养的重要方法，并渗透到《论语》和孔子的修身思想之中。

“见贤思齐”是对优秀榜样的模仿与学习。孔子在《论语》中经常对历史名人和当世贤达进行评价，这些评价中渗透着他的修身思想，希望以此对学生起到榜样示范作用。例如：子贡问孔文子的谥号为什么是“文”？孔子回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所以谥号为“文”。孔子评价子产“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因此合乎君子之道。

这种例子非常多，在孔子教学过程中，对于尧、舜、禹、微子、箕子、比干、文王、周公、伯夷、叔齐、柳下惠、管仲等历史名人的事迹言论，对子产、晏婴、宁武子等当世贤达的行为都进行了评述，通过这些人物的行为与言论给学生确立规范与榜样。

观孔子的教学，可以看到他经常将“君子”与“小人”进行对比，例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在这种正反对比式的论述中，孔子通过褒扬君子、贬斥小人，见贤思齐而构建起他心中的理想人格。

“见不贤而内省也”在孔子的思想语境中更具代表性的意义。孔子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好色甚于好德”，大夫“八佾舞于庭”，家臣“陪臣执国命”，庶民“好利而贱仁”。面对此境遇，孔子一度有退居九夷，乘桴浮于海的隐居之志，但是儒者“修己安人”的人生追求还是让孔子走向了周游列国的道路，甚至有赴叛臣之门成就政治理想的想法。

面对时运不济，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秦儒家都有向“内圣”转变的修身观。如果说榜样的形象过于崇高，见不贤的内自省则构筑起君子基本的做人底线。在孔子的修身思想中，反求诸己的意识非常明显，例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这样一些“戒”“畏”与“思”的论述中，君子的修身更多地指向了内在的道德自觉。

在与“贤者”与“不贤者”的对话中，孔子提出了“得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修身路径。在此修身路径中，个体内在的道德自省尤为重要。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做小人的表率，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时刻保持对道德修养的警醒，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才能以德服人。

《大学》与《中庸》继承了这种道德内省的意识，明确提出“君子慎独”的观念，要求人们在熙熙攘攘的世间保持自我的道德省察。《大学》认为人生在世，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要保持“毋自欺也”，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修身养德。《大学》中还强调在上位者尤其要注意修身养德，因为“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中庸》中也强调“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因为越是隐秘的事情越容易暴露，越是细微的事情越容易显现，所以修身之道应该贯穿于人生每一个时段，时时刻刻坚守自己的人生信仰，最终形成道德习惯。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内圣”显然是“外王”的基础，所以《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中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这句话来自孔子的高足曾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一生穷困，并无显赫的官职，但是其内省慎独的修养观念经子思、孟子传扬后世，朱熹认为他独得孔子之真传，所以得“宗圣”之名。分析曾子所提的三省吾身，其关注的忠、信与习，基本对应德行修养与知识学习的两个维度，这也是普通人在修身养德方面最应该注重的内容。

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构成了古代思想家修身思想论述的核心。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强调“美德即知识”，他认为道德知识在道德修养中占据核心位置。孔子则认为“听其言而观其行”，道德行为更能反映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修身来说，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其实同样重要。王阳明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他认为只是说孝悌而没有去做还是未知。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行为，经历了内心世界的深刻反省，只有完全认同这一理念才会反馈到日常实践之中。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反映了儒家修身思想的精华。从学习先进模范和警醒负面典型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建立自我德行修养的路径，通过每日“三省吾身”的坚持和执着，将先哲的思想精华内化为道德品质，从而滋养人生，鉴往知来。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陈祥龙），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