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史学家约翰·斯泰尔斯最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不那么容易回答。在欧洲，17世纪下半叶之前，亚洲纺织品基本上都是用于室内装饰。葡萄牙人曾进口棉布装饰品，荷兰和英国的公司也沿袭了这种做法。

这类纺织品进入了中产阶级的家中，与之相伴的还有其他异国风情的产品和陈设品，比如日本衣柜和衣架，象牙和马德拉珍珠镶嵌的印度桌子、橱柜和屏风。印染棉纺织品成功地打入家居室内，被用于墙面装饰、室内软装饰、枕垫和门窗帘。大块的巴勒姆波雷布是为了适应欧洲的墙面和床铺而专门生产的。

▲染布技艺

尽管大部分消费者望尘莫及，但它们却比富裕家庭通常使用的织锦和皮革床罩更为便宜。它们也常常按照欧洲人的口味进行定制，采用纹章图形或混杂装饰，比如将中国的图案与印度动植物或精致的日本图案放在一起。直到17世纪末，印度棉布才开始越来越多地用在服装上。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小心翼翼地接触印度棉布，他在日记里写到，“给夫人买了一块轧光印花布，这是一种东印度的印花棉布，用于装饰她的新书房”，但是，是“选了很久之后”才买的。后来他和他的夫人才有了棉布做的衣服。一开始，某位克里德（Creed)先生，很可能是他的一位供应商，寄给他一件“纪念物，是一件给我夫人的印度花色的高贵外衣”。衣服一定符合佩皮斯夫人的口味，因为在1664年的早期，他记下他的夫人“穿上了她的蓝色印度外衣，非常漂亮”。佩皮斯已经在1661年7月为自己买了一件“印度长袍”（“banyan”－晨袍），而夫人穿上的很可能是在公众场合才穿的棉布外衣。

必定有很多人争相效仿佩皮斯夫妇，因为亚洲丝绸和棉布制成的宽松晨袍（robe dechambre)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成为一种时尚。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佩皮斯对于棉布的热情。笛福就曾讽刺过印度棉布的成功，说它们“从横陈在地下高攀到（消费者的）背上，从地毯高升为裙子”。还有一位英国时评人发现，“突然间······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女人，无论穷富，都穿着印度印花棉布衣裳；恨不得越华丽越花哨越好”。

▲印度长袍

即使在1721年的禁令颁布之后的年代，要弄到印度棉布装饰品和衣料也不是什么难事，正如一位匿名请愿人抱怨的那样，“所谓的“违禁货物＇的偷运越来越多，每天都有大量的花色运到我们的店铺里用于做衬里，而且，我们还看到和你们的样式一样的新做的和穿过的衬里，还有些用在家居装饰上” 棉布的成功，可以解释为它们的质量、款式和价格的多样性使然，这使其能够融入富人和穷人的消费习惯中：如果说印度棉布更适合喜欢轻薄而稳固的纺织品的中产阶级，那么社会等级更低的人则会满足于“粗”棉布，一种便宜且结实，但容易泛黄的棉布，或者印度生产的“缝制得十分结实给穷人穿的”成衣。钱不多的消费者不得不以便宜的印度棉布凑合，比“比龙班尼”（Birom Banies),一种棕白相间的条纹布，人们认为它“穿着不舒服”，因此“只适合挂起来当床帘或者窗帘”。

对于18世纪下半叶欧洲普遍生产的简单的条纹布或方格布，以及印或绣着简单花卉图案的布料而言，最终变得十分重要的正是这种低档市场人们逐步将棉布用在他们的日常穿着上。但是，消费者是怎样认识到棉布的这种用途的呢？是不是如很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棉布是将时尚带给大众的那种材料？1699年，约翰·卡里（John Cary)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评论到，“如果不是穿上棉布做的衣服，人们都不觉得衣着得体”。

▲款式不一的服饰

他几乎列出了棉布做的每一种服饰：“男人和女人都有，男人有棉布衬衫、围巾、袖口、手绢，女人有头巾、睡衣、兜帽、袖套、围裙、外衣、衬裙，等等，此外男女都有印度长袜。”棉布并不是便宜的替代品；但这是否意味着棉布成为了时尚呢？有不少历史学家，包括我本人，都认为是棉布令时尚蓬勃发展起来。多亏了丰富多彩的印花棉布，它们既有丝绸的图案和视觉效果，又具备能够被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接受的价格，从而使得曾经属于精英阶层的昂贵丝绸的消费时尚，开始向整个社会传播：之前靠刺绣或者精心织布才能形成的图案，能够通过印染媒介无穷无尽地进行复制。

《实验室：或艺术学院》（TheLaboratory:or,School of Arts)(1757年）一书指出，印花棉布图案“通常模仿的是流行之后的印花丝绸的图案，只是品种非常多样，最好地回答了不同工种的性质······它最主要的是整块印花棉布，他们能够通过它以各种不同的美丽颜色模仿最丰富的丝绸织锦，在大片白底子上效果最佳”。效果虽然和丝绸不完全相同，但足以赏心悦目。由于这类织物价格便宜，因此更换周期也更快。它们受到喜爱不是因为它们的质量、漂亮或者含义（如全球各地很多社会中发生的那样），而是因为一种款式很快就能被另一种款式所替代。

▲印花样式

它不会是逐年发生（如17世纪晚期里昂丝绸的例子），而是取决于各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从印度抵达之后，欧洲大都市的拍卖会所出售的是什么。不过，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争论来谈棉纺织品的时尚化。重商主义，按照支持国民经济的原则，把时尚视为一种重要的－然而却未必可能的－同盟。当1680年代禁止印度面料的讨论在法国愈发激烈之时，法学家高洛（Goulleau)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观点来捍卫进口面料。他声称，这些面料支援了城市的经济，给大批卖时髦商品的波斯商人带来了好业务。

任何禁令，他说，都会对法国经济造成伤害，因为它们是“时尚面料”。如果它们不能被合法地销售，法国很可能就会失去时尚优势。时尚不是停留在口头，而是要付诸实践。18世纪中叶的经济学家雅各布·尼古拉斯·莫罗（Jacob Nicolas Moreau)毫不怀疑地认为，棉布的成功不是因为“它们低廉的价格”，而是因为时尚：“是时尚，以及···..·某种虚荣”，他说，“让底层的女人们对印花棉布如此好奇。穿上轻巧或印花的棉布，她们认为她们不再是底层社会的女人······她们认为她们超越了她们的社会形态，因为贵妇们也穿印花棉布”。时尚被视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刺激着消费者对棉布趋之若鹜，以藉此避免装束上和外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在现代之前的欧洲社会意味着不同的社会等级。

▲身着印花服饰的印度妇女

和莫罗同时代的安德烈·莫雷菜（André Morellet)认为，时尚是社会等级统一而不是分离的力量，他注意到，“这种时尚使人们更偏爱穿波斯衣裳；如果宫廷里的贵妇们这样穿，那么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件”。按照莫雷莱的说法，即使那些最反对棉布的制造商的妻子们，也无法抗拒这种强烈的*。究竟是什么令印度棉布如此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新奇感消失之后，欧洲消费者们便开始对印度棉布的设计进行挑剔。他们渴望花型符合他们的口味，似乎更在意色彩的牢固，而不是装饰上的异国情调。结果常常是印度的原汁原味、欧洲纺织品设计已有的规范，加上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以富有经验的眼光推出的一些创新的大杂烩。

印度的产品被“欧洲化”，正如欧洲的仿制品被“印度化”了一样：约翰·霍尔克（John Holker)于1751年向法国政府报告说，大量的英国棉布被走私到国内，“被当成印度印花棉布出售”。这是“因为它们的后期处理比较特别，而且还因为购买者对这类英国产品缺乏有关的常识”。消费者们不会在意它们来自哪里，在很多方面只是认为它们适合欧洲的服装和装饰。棉布最终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时尚性，而在于缓慢而坚韧不拔地征服了各种各样的服装，这些服装和曾经的舶来物日益融为一体。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印度的棉布和印花布以及欧洲的仿制品能够成为弗里斯兰女人们传统民族服饰的一部分，并且装点着普罗旺斯的贵妇所穿的披肩在整个17、18世纪，印度棉布和欧洲的仿制品逐步成为欧洲人的消费习惯。

▲米兰纺织展

它们被用于装饰和服装，是毛料、精纺毛料、丝绸和麻料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棉布为纺织品范围的扩大作出了贡献，同时在颜色（有时候还包括图案）方面也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些新的东西成为更广大的社会阶层的时尚、表现和风格概念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棉纺织品很难具备稳定的市场一致性，它们受制于价格的大幅波动，它们遭到竞争面料和势力强大的经济利益的激烈谩骂和反对。消费者经过漫长的过程才逐步开始喜爱棉布、欣赏它的质地和特性。

这发生在一个存有明显的以国内生产的面料代替印度面料的动机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但是，棉的故事并不仅仅在于使这种产品适合欧洲人的需要，它的实力还在于对国际市场的征服，在于因欧洲的贸易而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