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四民制度贯穿始终。所谓四民，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种公民，即士、农、工、商，除此以外，还存在许多“贱民”，他们比四民阶层更低，归为“贱籍”。

齐国丞相管仲最先提出“士农工商”说，所以四民制度起源于管仲，而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说法。

不过必须要说明的是，管仲所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者”，与后世的“士农工商阶层”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管仲所提出的四民当中的“士”，不是读书人，而是军士。其次，管仲的这一政策是将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并按照其各自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这里的划分只是职业上的不同，并没有尊卑之分。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是说四民都是国家基石，不可或缺。

管仲在提出“士农工商”说的时候，虽然将商放在最后，但不是抑商。管仲本就是商贾出身，而在他的变法当中，他极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还颁布了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国策。所以说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但不是“士农工商阶级”的提出者。

到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读书与做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士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军人被划分为军籍，而士则专指士大夫与读书人。就这样，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军士，成为“士农工商”的榜首。《神童诗》中一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将读书人的地位推至首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所谓四民，也在发生变化。通常说来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士农工商。

那什么是普遍认知的士农工商呢？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对“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的普遍认知。

“士”就是士大夫阶层，广义上不仅包括官员，还包括所有的名人，如学者、举人等。这些人有了名分，就成了官员的储备。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可以不服役不纳粮。

“农”是农民，古代是农耕社会，农民占比很重要。国家也会比较重视。农耕社会，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抬高他们的地位就是奖励农桑，只要人人衣食无忧，社会就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