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带着众人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取周总理的骨灰，默哀几许她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一行人的目的地是北京通县机场，一路上遇到了无数送行的群众，到达机场以后，一架安-2型飞机早已等候在那里。

出发以前，邓颖超等人商量好将骨灰洒在哪里。一部分骨灰撒在北京上空，一部分骨灰撒向密云水库，剩下的骨灰撒向海河以及黄河入海口。

这些地方有山、有水，可飘向长城外、可通向大海里。这样一来就算周总理已经离去，他的足迹与精神仍旧可以传遍华夏大地。

从起飞到返回，历时四个小时，中间没有停留，除了提前知情的人员，撒骨灰的过程中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严格按照周总理的嘱托，一切从简、不搞任何特殊化。

能够完成周总理的嘱托，邓颖超非常满足，对赵祎说：“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他活着的时候对我说，他做这件事把握不大，今天做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做。”

邓颖超回到西花厅，开始着手处理周总理的遗物。

从建国到病逝，周总理当了26年的国务院总理，“清正廉明”四个字贯穿始终。

周总理的遗物很少，值钱的东西更少，最多的就是书籍和旧衣物。

秘书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对遗物处理工作进行分工，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波，一波负责处理周总理的书籍，一波负责处理周总理的衣物日用品。

处理之后的文件书籍分别送给了秘书局和图书馆等单位，衣物等物品则按照邓颖超的指示能用的分掉，贴身的烧掉。

张树迎向邓颖超提议将周总理的贴身衣物烧掉，其余的挑选几件留在西花厅作纪念，她不同意：“衣服有什么好纪念的？恩来在世的时候，我们就约定，死后不要为自己搞什么纪念馆之类的东西。”

在周总理及邓颖超的眼中，自己身份与常人无异，只不过有幸得人民信任所以责任更重大一些罢了。建造纪念碑、修建纪念馆劳民伤财又高调浮夸，不适合自己，也不符合周总理不搞特殊化的初衷。

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坚持下，邓颖超同意留下了几套衣物，如今这些衣物大多被各地周总理纪念地收藏了去，还有小部分留在了地方博物馆。

对于周总理遗物的处理上，邓颖超严格得近乎冷酷，让很多人误以为周总理的东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实际上，邓颖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周总理，为了实现周总理不搞特殊化的遗嘱，更为了实现周总理一清如水的品质追求。

1992年7月11日清晨，邓颖超与世长辞。遵循二人的遗训，邓颖超的葬礼同样简朴，火化后的骨灰装在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中。

当年，周总理自知要走在邓颖超的前面，自己的身后事尽可以交给妻子来妥善处理，可是两人没有孩子，等以后妻子离开，必定要有一个稳妥的人来执行他们的遗志。

反复思考斟酌，周总理将这一重任交到了赵祎手上。

邓颖超与赵炜

为了保证遗愿的施行，周总理先后两次约见赵炜，得到赵炜的承诺以后才放下心来。

以周总理的身份地位和对国家的贡献，不管他想要做什么、提出多少要求都不过分，中央及人民会无条件的答应。可他偏偏不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搞特殊化，什么事情都按照最规范的方式进行，哪怕被中央拒绝，也在所不惜。

按照邓颖超同志生前的意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向当初送走周总理一样，庄严的将邓颖超的骨灰也撒到了海河之中。

“鞠躬尽瘁”四个字，是周总理一生的最佳形容，他不重视虚名，不看重利益，只把为人民服务当做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他将生命贡献给了最热爱的国家，而他的精神与品质，必定流传祖国陆上海外，传承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