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冯德英的《苦菜花》举例，《苦菜花》在内容上和《红高粱》非常相似，都是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农村的民间爱情，都是战争的残酷无情，但是两部作品读起来的感觉却截然不同。

这是因为《苦菜花》的切入视角很高，它在描写故事的时候，往往以部队高层的视角进行描写，写出了许多宏大的场面和整体战争的概述，也写到了很多战争时候的战术战略，所以整体观感上就显得更具史诗感。

而反观《红高粱》，则是把目光聚焦在了余占鳌、戴凤莲这样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同时刻意淡化了战争中决策层的战略和战斗时的大场面。

莫言这样写，正是因为他更加关注“人”最本质的天性。

在莫言的笔下，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从来都是民间像余占鳌、戴凤莲一样的小人物。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红高粱》不像是宏大的历史文学，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寻根文学。

说它是寻根文学，却又不像是传统的寻根文学，在传统的寻根文学中，虽然对小人物的爱恨诉诸大量笔墨，却更多的淡化这些小人物背后的历史背景。

而《红高粱》中过强的历史意识、虚无缥缈的观念和境界，都是寻常寻根文学所不具备的，莫言在《红高粱》中改变了“寻根”的历史意向，唤醒了民族记忆。

这就是中国本土的历史和生活状态，对他来说，这种原始的生命力才是中华民族所缺乏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在《红高粱》中以个人意识突破了社会意识，也完成了对传统寻根文学的反叛。

如果要问《红高粱》中贯穿整部作品的思想内核是什么，那答案一定是“打破桎梏，解放天性”。

这种天性既是历史的天性，也是人物的天性，还是文学创作的天性。

在《红高粱》里，历史不再是恢弘厚重的时代兴衰，而是一个个敢爱敢恨的小人物为了抗争命运在历史的大海中掀起的一朵朵小浪花。

人物也不再是刻板的形象，主角不是完美无瑕地“大写的人”，也是会为了*背负罪孽的普通人；女性不再是命运的背景板，而成为了命运的抗争者；农民也不再愚昧麻木，而是会舍生取义的孤勇者。

文学创作也不再是刻板的时代产物，而是精神内核超越时代的命运史诗。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红高粱》无愧于享誉世界的美名。

而对于莫言来说，他通过这本精心雕琢的作品，解放了国人压抑已久的天性。而他自己也在创作中发挥了当时年轻人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