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250一般判几个月（醉驾200多判实刑几个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中以个案推动立法的例子并不鲜见。2008年发生在四川的孙伟铭案，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全国首例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酒后驾驶案，孙伟铭案发生后，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至此醉驾入刑。2019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酒驾醉驾90.1万起，其中醉驾17.7万起，因酒驾醉驾导致死亡交通事故1525起，造成1674人死亡，分别同比减少20.7%、20.4%，醉驾入刑有效遏制了醉驾类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此同时，最高法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数据，在审结的刑事案件中，醉驾类危险驾驶罪首次超越盗窃罪，排在第一位。“开车莫喝酒，喝酒开车必被捉”已深入民心，随着打击危险驾驶犯罪的司法实践深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二对危险驾驶罪规定了量刑起点及确定基准刑等准确定罪量刑作了明确规定，但是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在危险驾驶案中各地也出台了操作细则，比如浙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关于办理“醉驾”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关于“醉驾”犯罪审判中若干问题的解答》、北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醉酒后危险驾驶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通知》、江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案件的座谈会纪要》等，以不同文件及形式对入危险驾驶罪予以细化，其目的是为了达到罪刑相一致，实现个案公正，但是比较这些文件所规定具体内容后，又有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从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对醉驾类危险驾驶案件的办理就出现了各地宽严把握不一致的情形。

上述情形不禁让人深深感到担忧的是刑法的打击面过宽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深，不利于刑法的执行，而司法机关近来对醉驾入刑掌握尺度的不一，不仅会导致老百姓刚刚建立起来的对法律的信仰和畏惧被破坏而且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同样情形的案件移送不同区的检察院、法院后，有的处理结果差异非常大，有判处拘役并收监执行的、有缓刑的、甚至有不起诉的，难以让人信服。

从刑法条文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醉酒程度、道路、车辆是醉酒类危险驾驶罪成文的构成要素，也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从法律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来看，对具体的构成要件要素规定统一的认定标准和尺度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必然选择。

醉酒类危险驾驶罪属于行为犯，且在适用对象上、具体情形上有一定的特定性，将现实生活中醉酒后危险驾驶的行为进行的罗列是具有可行性的。在此，作者主要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危险驾驶罪部分规定的内容，结合当前在醉驾类危险驾驶罪的司法实践情况，抛砖引玉,就 “进一步规范醉驾类危险驾驶案定罪量刑尺度”做如下探析，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入罪方面

（一）在保持醉酒标准认定规则一致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危险驾驶情节显著轻微的标准。认定醉酒的依据是由公安部提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于2004年5月31日正式实施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在认定醉酒状态和打击危险驾驶犯罪中起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然而该标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自然人是值得商榷的，换言之，在醉酒类危险驾驶案中，只要血液乙醇含量达到80mg/100ml采取一刀切（达到醉酒标准一律立案侦查）的做法在入罪标准统一上实现了一致，但是却难以兼顾个案公正。建议在保持醉酒认定标准不变的情况下，明确情节显著轻微的标准。

（二）明确醉酒后驾驶摩托车不构成危险驾驶罪，将危险驾驶罪中的车辆作缩小解释，限定为汽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机动车，是根据《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国标定义，“道路车辆”是指“设计和制造上用于在道路上载运人员、运送物品或进行专项作业，法律允许上道路行驶的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摩托车虽然属于该范围调整的对象，但是摩托车出险给驾驶人造成危险的概率和程度均远大于给他人造成危险的概率和程度，危险驾驶入刑所保护的对象是他人而不是驾驶人本人，采取相对危险说，摩托车驾驶人醉酒后驾驶摩托车的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危险大于给他人带来的危险，那么该驾驶人则不应该作为危险驾驶罪所规制的对象。现有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已经对醉酒类危险驾驶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规定，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的，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会在责任认定中予以承担事故责任，再根据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则可能上升到交通肇事罪责任层面，换言之，醉酒后驾驶摩托车无适用危险驾驶罪的空间或者必要性，因此建议“醉酒后驾驶摩托车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三）进一步明确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范围。《道路交通安全法》定义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强调了道路的公共属性。危险驾驶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不特定对象的生命健康安全，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人烟稀少的道路上行驶、近距离挪车或者在允许社会车辆临时停车的小区停车场行驶等，对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产生现实危险，换言之，在这些区域内醉酒驾驶行为是刑法意义上的不能犯。因此建议将在危险驾驶罪中将未经道路和交通主管部门验收的公路、未被列入“县道”以上范围之内的公路，比如村村通道路、农村田间机耕路以及居民小区、学校校园、机关企事业单位内等不允许机动车自由通行的通道及专用停车场排除在道路之外。在此，我同时提醒大家注意不能简单地将封闭区域理解为非公共区域，应综合考虑车辆在该区域进出的自由程度来判断。

（四）进一步明确危险驾驶罪酌定不起诉的标准。通过列举可以酌定不起诉的具体情形，防止酌定不起诉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宽严不一甚至司法腐败诞生。

二、量刑方面

1. 进一步明确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起点。指导意见二 “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可以在一个月至二个月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的规定自由裁量权过大，既然是量刑起点就应该准确、具体，考虑到危险驾驶罪本身是一个轻罪，建议量刑起点进一步明确，限制自由裁量权。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增加量刑的标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宜将损害后作为量刑标准进行考量，造成其他损害后果的，已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调整，不宜作重复评价。

3.不建议将机动车类型作为量刑因素。由于机动车有严格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危险驾驶犯罪必然的构成要素，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如果将机动车类别作为量刑因素考虑缺乏合理性。

三．在明确列举具体情形的同时，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增加其他具体情形的权力。在入罪和量刑进行具体细化的过程中，从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技术角度考虑，必然会保留兜底情形，为了防止未列举的情形被兜底条款过多规制和调整，建议由最高司法机关保留增加具体情形的权力，其他部门无权增设具体情形。

综上，为彰显刑法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防止司法腐败和醉酒驾驶打击范围过于宽泛而造成深度社会隐患，急需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指定明确且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以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其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已经对一些具体情形作出了规定，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尝试和探索，但是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因此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