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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时，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就提出，死亡，尤其是自*，是和社会整合度高度相关的。过高或者过低的社会整合、过于混乱或者过于严苛的社会规则，都会导致自*率的上升。

而加拿大医生、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费立鹏早年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在中国，自*并不主要是精神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黄雨蒙勇敢、乐观的外表下，到底埋藏着什么样的伤痕，这些伤痕背后又牵连着什么社会肌理，我们已经很难追寻。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也无法让死亡成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选择。对还活在世上的亲人来说，生命仍然是最好的慰藉，死亡仍然是最沉重的打击。

在黄雨蒙确认遇难的半个月后，她的爷爷奶奶仍不知情。有一天，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黄爷爷，战战兢兢地试探道：“雨蒙有消息了吗？”

“还在找。”黄爷爷说。我听到电话那头有微弱的哭声。

“谢谢你们关心我孙女，她爸爸还在找。”他连说了好几个谢谢。

（应采访对象要求，郭倩倩、魏鹏为化名。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34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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