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遇诗是组诗，并非写给某人。传统说法认为这组诗是陈子昂年轻时期的作品，而近现代学者多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一地之作，整个作品贯穿于诗人的一生，而作于后期的较多。

各篇所咏之事各异，创作时间各不相同，应当是诗人在不断探索中有所体会遂加以纪录，积累而成的系列作品。

其中其三、其三十五作于垂拱二年（686），其二十九作于垂拱三年（687）。

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实是写给自己的。

这三十八首诗借咏物叙事抒写作者的种种感怀，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对自然社会规律的认识，抨击了武周王朝的腐败统治，同情广大人民的苦难，抒发自己身逢乱世、忧谗畏讥的恐惧不安和壮志难酬、理想幻灭的愤懑忧伤，以及向往隐逸、远祸全身的愿望。许多诗篇紧扣时事，针对性极强，极富现实意义。组诗内容充实，形式质朴，在艺术上继承了《诗经》和屈赋的比兴手法，一扫六朝浮靡习气，是作者自觉摒弃华丽辞藻，实践其诗歌革新理想的成功范例。

《旧唐书·陈子昂传》说，子昂“善属文，初为《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见而惊曰，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举进士。”《新唐书》所记也差不多。这样说，《感遇》诗是陈子昂举进士以前的作品了。但三十八首诗中，所暗指的有许多是武则天执政时的事，第二十九首起句云：“丁亥岁云暮”，全诗是为“荷戟争羌城”而作，这分明是武后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的事，可知史传所述有误。作《诗比兴笺》的陈沆以为陈子昂屡次触犯武氏，深恐得罪，告退归隐。其中有几首诗是归隐后所作。我们可以假定，《感遇》诗非一时一地所作，随遇兴感，陆续写成，大多数在武则天酷政猖狂的几年间。至于成进士以前，或归隐以后，可能也有几首，则为少数。

关于诗题“感遇”的解释，最早见于元代杨士弘编的《唐音》。他注释道：“感遇云者，谓有感而寓于言，以摅其意也。”又有一节说；“感之于心，遇之于目，情发于中，而寄于言也。”前一个注往往使人误会，以为“寓于言”是注释“遇”字的，因此，清初钱良择编《唐音审体》，就在题目下注云：“遇一作寓。”这就错了。

清初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注释云：“感遇者，感于所遇也。”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注释云：“感于心，困于遇，犹庄子之寓言也。与感知遇意自别。”此外或者还有不同的解释，手头书不多，未能尽检。我以为吴昌祺的注释最简单明白。“遇”字的涵义很广，凡是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从书中读到的，都是“所遇”，因为有所遇，而有所感，就拉杂作了三十八首诗，总题日《感遇》。它们和阮籍的《咏怀》並没有区别，所以诗僧皎然指出陈子昂的《感遇》原出于阮籍《咏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