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宪与新民、革命与保种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与立宪之论争如火如荼。革命派主张排满革命，立宪派则主张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以保皇为前提，则尤与排满革命相悖。[1]但梁启超主张立宪，在于新民。“于近学界上有二说焉，为一般学子所闻，而于一切思想界上有影响焉，则新民氏之新民说，与夫东游者所称道之立宪说是也。”[2]

梁启超之新民说，承继严复之论，基于进化论。严复具述“物竞天择”之理，进而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3]梁启超承继严复之论，作《新民说》以申论之。[4]“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5]，“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6]。

新民既为根本，则革命并不可行。“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7]“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8]

革命既不可行，则与排满革命相悖。新民基于进化论，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隐含了进步与革新的期望；但新民却以君主立宪为前提，君主立宪则恐妨碍新民。排满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共和，但却面临民权发生之难题。“虽然，有至难解之问题焉。民权非能骤然发生者也，其发生也有由来，而其进也以渐。”[9]

排满革命，鼓吹排满仇满。梁启超引述“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10]，新民基于“国民主义”，排满革命则基于种族上的“民族主义”。“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11]

与“国民主义”相对，“以一民族为一国民”的“民族主义”，称为“国族主义 [12]。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国民主义强调国民之同，国族主义则强调民族之异。国民主义强调国民之同，主张民族共同体[13]；国族主义强调民族之异，注重“保存族粹”[14]。

与新民相对，国族主义注重“保存族粹”，亦即“保种”。新民与保种，新民指向革新与民权，但却以君主立宪为前提；保种指向排满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共和，但却妨碍新民，并阻碍民权之发生。

立宪与革命、国民主义与国族主义、新民与保种，分歧所在，不只是政治制度之变革，还在于民权之发生。梁启超以立宪为“第一义”，却也以革命为“第二义”。“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15]

革命终不可免！排满革命，颠覆君主政体。“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6]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族共和。“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7]君主之桎梏，既已摆脱，则新民是无羁绊。于民权之发生，保种日见保守，新民则继续革命。

立宪与新民、革命与保种，于推翻帝制，立宪为保守、革命为进步；于民权之发生，新民为进步、保种为保守。民国鼎革，承继新民，继续革命，促进民权；新民以革命，明道以救世。

2.新民以革命

晚清以降，内忧外患，士人思以救治，明道以救世。“总括之：《格致汇编》也，命之曰制造；《经世文续编》也，命之曰洋务；《盛世危言》也，命之曰时务；《时务报》也，命之曰变法；《清议报》也，命之曰保皇；《新民丛报》也，命之曰立宪（此语似强）。”[1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立宪与革命之论争如火如荼。立宪与新民、革命与保种，于推翻帝制，立宪为保守、革命为进步；于民权之发生，新民为进步、保种为保守。辛亥革命，革命竟成！新民得以摆脱帝制之桎梏，保种则成为促进民权之障碍。承继新民，继续革命，以促进民权；民国鼎革，新民以革命，蔚为风潮。

新民以革命，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造就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承继新民之“道德革命”[19]。“道德革命”之新文化，承接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打倒“孔家店”[20]，反对“孔教”[21]，主张子学与西学。

新文化运动，自思想而政治[22]，新民以革命，推动“国民运动”，实行自下而上之革命。党派运动，自上而下；国民运动，自下而上。“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自一九一六年始。”[2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4]陈独秀与李大钊欢呼“庶民的胜利”[25]，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通过阶级斗争达成庶民的胜利，契合新民以革命的革命道路，也就是自下而上的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

新民以革命，发动新文化运动，造就新青年；推动国民运动，实行自下而上之革命。五四运动，是新青年觉醒的标志；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唤起民众”，实行阶级斗争，实现自下而上的人民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契合新民以革命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了革命行动的指南。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则源于中国的墨学传统。蔡和森致信*：“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26]

[1] 康有为主张立宪，“坚守保皇会义”，“一旦归政，天子当阳，焕然维新，以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1版，第490页。）按：于“保皇”与“仇满”，康有为与章太炎是两个极端的代表；在康、章之间而较为温和者，则有梁启超与孙中山。

[2] 飞生（蒋百里）《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16页。

[3]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6、26-27页。）

[4] “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06-107页。又见《严复集》第1566页。）

[5] 《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6]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2-123页。

[7] 《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8]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240页。

[9]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11页。

[10] “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国民者……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民族者……当其未联合以创一国之时……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民族者……是固建国之阶梯也……或持之过偏，以谓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而所以得此国民资格者，各应于时势而甚多其途也。”（《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1-74页。）

[11]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97、100页。“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蒋百里《民族主义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486页。）

[12]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自秦汉以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590页。）

[13] 民族共同体，基于国民之同，称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对国外而言，是“大民族主义”；就国内而言，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是“小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14] 以“国族主义”立国，“当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于国家之发育者，不可妄事破坏”。（《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72页。）

[15] 《新民说·论进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54页。

[16]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选集》，第75页。按：中国传统之所谓“民主”，为“民之主”；西学东渐之所谓“民主”，为“民主之”。民主立宪，亦即共和制度，较之君主立宪，排除了君主，是更为彻底的民主制度。

[17]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孙中山选集》，第82页。

[18]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743页。

[19] 梁启超主张新民，有“道德革命”之论。“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老师宿儒，或忧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余论以遏其流，岂知优胜劣败，固无可逃……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吾所不惧，吾所不辞。”（《新民说·论公德》。《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7页。）陈独秀在1902年3月“于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即有打倒孔家店与新文化运动之萌芽。（《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0-21、32页。）

[20] “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吴虞文录>序》。《吴虞文录》，黄山书社，2008年5月第1版，序第4页。）胡适打倒“孔家店”，在于破斥经学观念，夷孔子于诸子之列。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云：“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陈平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页。）

[21] “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第79页。）

[22] “洎夫民国创建，而政象杌陧，国运依然，乃进而谋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之革新，以蕲夫一切之改造；始专意为西方思想之输入。此则民五以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是也。……而新文化运动之自身，亦自改进社会文化思想道德方面，仍转而入于政治之途。”（《国学概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第1版，第333、339页。）

[23]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独秀文存》，第35-36页。

[24] 《论人民民主专政》。《*选集》，第1471页。

[25] “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五四运动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三联书店，1959年7月第1版，第176页。）

[26] 《蔡林彬给*（一九一八年八月）》。《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上册，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