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向。由作州南行所经地区依次为许州、陈州、蔡州，再南则为申州、安州和鄂州。宪宗元和年间诸军进讨淮西吴元济时，鄂岳观察使的军队曾经由安州进讨。北向。唐时作州通往河北的干道主要有两条，其一是西北向，取滑州渡白马津，至黎阳抵达相州；其二是东北向，取濮阳德胜渡至顿丘，抵达魏州。唐中叶以后，治魏州的魏博节度使成为河北第一强镇，魏博军南渡灌阳津就可直接抵达沐州，从汁州东北行过滑州、澶州可抵达魏州，汁州通过魏州和河北地区有了直接的接触，沐州被推到了与河北藩镇对抗的第一线，控制作州也就意味着在东都洛阳和河北藩镇之间竖起了一道军事屏障。因此，对汗州进行军事经营确有必要性。

陆运和水运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两种交通方式，但由于陆路交通需要修筑驿路，对配套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远不如水运便捷，因此相较于陆运，水运在古代中国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考虑，历代均非常重视国家的水路交通建设。唐王朝在隋运河的基础上，对国内的水运交通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疏浚，形成了系统的全国水运交通网路。

从宏观水运交通体系而言。隋唐大运河的修通，连接了众多自然水系，在全国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内河航运网，西通河洛，东达江海，促进了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旅往来、物资运输和文化交流。而炸州恰恰位于全国水运交通网络的主干道之上，“自古东西路，舟车此地分”，是全国各地向都畿区和关中地区转运物资的必经之地。具体来说，作州的水运地位主要表现在交通运输、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

交通运输方面，沐州是全国水路交通干线的重要枢纽。唐代，自洛阳南下，多取道作州所临的汁河。当时，日本等邻国派来的“遣唐使”大多溯忭河过作州北上抵达长安、洛阳，唐代所派出的使者也自两京经沐州南下或东进，进而出海与域外诸国联络。来自海外的官私商旅、留学生以及传教者等，也由此道走向全国各地。经济方面，忭州主要发挥着漕运中转站和物资供应站的作用。江淮漕运自南运来，经忭河多由汁州转运两京；作州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为长安洛阳乃至关中等物资供不应求的地区提供大量财赋。

军事方面，隋所开通济渠将中原、江淮及河北三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河北平原，南至太湖流域，西接关中盆地的庞大水运交通体系，这一水运交通体系的形成不仅促进了全国经济、政治的大交流，更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唐朝廷借助这一水运体系构建、调整、完善其在中原区、河朔区、江淮区的军事布局。汁州地区恰处于这一水运交通体系的核心集结点，因而成为唐朝廷控制中原地区的重要军事交通据点，控遏河朔区的军事屏障地带，保证江淮地区漕运畅通的军事重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