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狮洞北侧，浮雕狮子。摄影/张亚光 供图/龙门石窟研究院

帝后礼佛图“复活”

盛唐之后，洛阳的佛教活动逐渐衰落，中国的石窟造像艺术发展南移至四川等地，截至北宋，龙门石窟造像停止。伊河依旧流淌，倒映着两岸的龙门山、香山以及山体峭壁上伸展开来的洞窟。从唐代起，这里就是风景名胜，白居易曾记：“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当帝王将相们离去，龙门石窟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风景，也是求神拜佛之所，元明清几朝，石窟虽然不再新增造像，却有不少文人墨客前来题刻题字。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再一次被世界发现。

第一个将龙门石窟介绍给世界的外国人是日本学者冈仓天心。1893年，在中国游历的冈仓天心偶然发现了龙门石窟。他在日记中赞叹：“龙门石窟自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待他回到日本，用宾阳洞的照片制成幻灯片，举办了讲座，龙门石窟很快声名远播。此后，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美国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日本学者关野贞等纷至沓来。

清末民初，随着这些学者关于龙门石窟的研究专著和照片不断推出，灾祸却由此而起，他们无意中给贪婪的文物贩子和盗取者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洛阳学者赵振华在《龙门石窟盗凿史》中表述，龙门石窟被人为毁坏最严重的时期几乎可以贯穿20世纪上半叶。1918年，当关野贞时隔12年再次来到龙门石窟，他惊讶地发现，自己1906年在古阳洞拍摄过的代表北魏佛像艺术最精华的16个大龛中，当时保存完好的10尊主佛像，有9尊的头部已经被盗凿。他曾拍摄的北魏浮雕艺术巅峰之作《帝后礼佛图》，在他第二次访华后不久，就只剩斑驳残壁。

路伟在他编著的《龙门史话》一书中，详细介绍过《帝后礼佛图》被盗凿贩卖的历史。前后不过三五年时间，完好传世1400多年的浮雕就在盗凿者手下变为一块块碎石，离开了母体与故土，几经辗转之下，如今分别被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收藏。

文物一旦离境，回归绝非易事。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主任高俊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当年《帝后礼佛图》盗凿出售，签的还有合同呢。”签合同的人是北京文物贩子岳彬，为牟利，他制造了很多假碎片，然后将《帝后礼佛图》真真假假的碎块分批卖往国外。他当年雇佣的盗凿者工具原始，匆忙作案中，有的石匠用火烧、用水浇来将浮雕剥离，导致大的碎块有乒乓球拍大，小的只有指甲盖大。一旦脱离原境，文物就变成了文化的“碎片”，尽管纳尔逊博物馆对碎块进行了拼接，但收购的碎块只够拼出《文昭皇后礼佛图》的2/3，且因当时技术落后、参照物有限，修复时存在不少差错，壁画神韵不再。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巫鸿曾经对媒体说，“它们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也因此变成了浅层的、浮皮潦草的，不再完整。”这也给日后的数字化还原带来巨大困难。

2018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开始启动《文昭皇后礼佛图》数字复原。“推进比较缓慢，4千多块碎块，里面有赝品，需要甄别，确定是真品的碎块，每一块都找到它准确的位置，充满了艰辛和琐碎。”高俊苹说。

参与数字复原工程的西安交大艺术系教授贾濯非至今都记得，2018年当他在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看到纳尔逊博物馆拼接《文昭皇后礼佛图》碎块的老照片时，差点落泪，因为那些杂乱的碎块，看起来就像一堆石头垃圾。

在这几年时间里，参与项目的学者先对保留在纳尔逊博物馆仓库中的2000多块碎片进行甄别判定，这些碎片是当年博物馆进行拼接时被认为的赝品，研究后发现其中还有真品。随后，团队对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浮雕残壁进行了扫描，完成离散文物实体与母体的数据采集，之后再做浮雕造型还原和原境还原。他们在电脑上，通过调整老照片镜头变形，对齐老照片与残壁的共有特征点，使残壁正投影和老照片正投影重叠，获得浮雕在残壁上的原始轮廓线以及准确位置，再一个个地拖动那些虚拟的“碎块”，仔细比对它在残壁模型浮雕轮廓上的位置关系。这是一个集合学术、技术与艺术的复杂过程。

目前，原比例《文昭皇后礼佛图》的虚拟复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魏孝文帝礼佛图》虚拟复原也即将启动。

什么时候能让文物真正回家？史家珍认为，应该理性面对历史上海外流散的中国文物，实物回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下，“文物数字复原可能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但却是现行条件下较好的选择。”在他的设想里，数字化也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将石窟背后的艺术与历史最大程度向公众普及。

身为一个河南人，他常叹息，龙门石窟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人们匆匆地来了，走一圈，拍照，又匆匆离去。他相信一定有对历史和艺术有深入了解渴求的游客，或者说有这样的培养潜质。目前龙门石窟的洞窟并未开放，洞门口有一道围栏，人们只能在门口张望，史家珍计划将来开放一些洞窟，当然要严格限制人数，同时配合数字复原技术，“看看现在的造像和浮雕是什么样，再看看当年本来是什么样，获得感不就更强了吗？”数字复原的成果他也会与国外博物馆共享，既然文物目前在海外，那么就不应该与任何“浅层的、浮皮潦草的”的感受相连，而是应该完整深刻，毕竟它们的身上，都承载着厚重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奉先寺南侧，弟子阿难。摄影/张亚光 供图/龙门石窟研究院

首都起了关键作用

不久前，网络上热传一份《佛教石窟东传中国示意图》，一连串箭头，自西向东，标识着佛教石窟寺艺术东传中国的路线。自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和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犍陀罗），向东传入中国新疆，再入敦煌，又从敦煌起向东传入张掖、武威，再分成几路东汇，形成了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群……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常青在各地作石窟艺术讲座时，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提问——“在石窟自西向东的传播过程中……”也总有人把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石窟发展的源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实在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概念。”

历史上，石窟寺的传播得力于佛教的传播，作为艺术的石窟为佛教义理服务。而石窟之所以被称为石窟寺，就因为它同样是佛教徒修行的场所，是寺庙的补充。在各历史阶段石窟寺形成之时，自然是位于宗教中心地位的城市发挥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国内现存的几大石窟之间，相互有什么关系，常青认为，关键要看在不同时期，谁处于龙头位置。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后，龙门石窟在始建时无疑在云冈石窟的基础上传承，同时，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又对敦煌、炳灵寺、麦积山、陇东等地北魏石窟的开凿起着关键作用，而以南京为代表的南朝石窟与佛教艺术又影响着云冈与龙门。到了石窟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唐代，长安与洛阳影响了当时敦煌、四川广元、安岳卧佛院等处石窟的形成。

“就是中央影响地方。”路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佛教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印度与中亚的影响，佛教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位于宗教中心地位的首都，都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历代石窟寺的形制与内容早已脱离了印度模式，大体模仿着各历史时期位于首都地区地面寺院中的大殿。

盛唐时期，中国佛教趋于鼎盛，宗系林立，龙门石窟周边有著名的“龙门十寺”。白居易晚年就在“龙门十寺”之一——唐代皇家寺院香山寺隐居十余年，因此取号“香山居士”。2020年，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曾发布重要考古成果——在香山寺遗址发现唐代入华印度高僧地婆诃罗墓塔。根据唐代法藏《华严经传记》记载，地婆诃罗修行高深，唐高宗晚期及武则天时期，他在长安、洛阳翻译了十多部佛经。

唐代的龙门石窟不仅有皇家造像，天竺（今印度）、新罗（今韩国）、吐火罗（西伯利亚）、康国（中亚）等国也有人也来到洛阳，开窟造像。

路伟感慨，无论兴盛的寺院、远道而来的高僧还是域外人士造像，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洛阳城开放、包容、繁华且处于宗教文化中心地位的体现。这些频繁的往来与交往，将龙门石窟的“大唐风范”带到边陲城市敦煌等地，也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地的造像。

例如，唐前期莫高窟的彩塑造像已经完全采用圆塑的方式，面相丰圆，更加注重写实和接近现实生活。武则天掌权时喜爱营造大佛，先是拿出脂粉钱资助修建卢舍那大佛，后于延载元年（694年）敕令薛怀义等造夹纻大像，受这股风气的影响，第二年敦煌地区的灵隐禅师和阴祖居士等共同出资兴造了莫高窟最高大的佛像，这尊像的面目也具有女性特征，所在的石窟现编号为初唐第96窟，只可惜这尊像于晚唐、宋初及清代一再重修，仅佛头还保存着初唐丰满圆润的旧貌，其他部位已不见唐风。

考古界的各种分歧与争论几乎伴随这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其中的石窟寺考古也一样，各个石窟群间具体到洞窟的彼此关系与影响、艺术渊源，不同学者有自己的想法。常青记得，80年代末硕士毕业那年，自己的导师、中国石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宿白带着他们几个学生去云冈石窟考察，宿先生60年代的学生、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也去了。那时，针对莫高窟最早的268窟、272窟、275三窟，宿白不同意敦煌研究院的“北凉说”，提出“北魏说”新论，他判断这组洞窟都是北魏窟，它们接受了云冈第二期的影响。

莫高窟洞窟的艺术渊源，以宿白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支持“东来说”观点，但敦煌研究院的学者更倾向于“本地说”。那年在云冈石窟，宿白和樊锦诗走在前面，常青和几个同学在后面跟着，他听到宿白边走边指着第17窟巨大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对樊锦诗说：“你看看这里，和你敦煌的275像不像？再看看这，到底是谁影响谁？”樊锦诗静静跟在一旁，始终没有回答。

争论归争论，常青说，“对于考古的结果，总会存在不同的看法。”研究石窟的人，看得最多的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碰撞，而后又交流、融合。而石窟寺作为一种宗教艺术形式，所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宗教与艺术，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去理解石窟开凿背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缩影？这些问题，也许永远有不同的答案。

即便在不同的答案中，这些分布各处的石窟寺也无一例外都在展现着佛教传入中国后，如何影响了那时的人们，又如何在与中国社会的磨合中一步步中国化，以及那个历史中不停变化的中国，是以怎样的开放姿态包容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有了这副历史的眼光，也许今天的我们会更加懂得，要如何看待彼此。

发于2023.4.3总第108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龙门石窟：石窟寺艺术中国化的完成之地

记者：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