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屈培壅

作者介绍见前文

人在电台在

在雪村战斗中，分区直属电台全体人员誓与机器共存亡，这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背起机器继续突围。虽然伤亡了6人，却把电台完整地保护下来。

当我们突过河肃公路以后，部队一边抗击，一边向北突围。

担任阻击任务的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向东西两边的敌人扫射。

“啪啪啪……”子弹带着啸音，飞向已经靠近我们的敌车队和马队，敌人受到这阵猛烈的射击，死伤了一大片。

可是，敌人在兵力上占着绝对优势，接着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上来。

四周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得分不出点来。有几处庄稼着了火，冒起一柱柱黑烟，扑人眼睑。

我看了看同志们的情况：摇机员小高背着收发报机，蔡娃子背着马达，指导员赵宪彬、分队长关福才、报务主任庞树楷以及张冠儒、陈英和张二楞，都护着这两个人飞跑。

我见背马达的蔡娃子累得喘不上气来，紧跟几步问：“怎么样?”

“队长，我能坚持，你放心!”蔡娃子气喘嘘嘘地说。

话还未来得及说完，听得附近“轰”的一声，一发炮弹在几步远的地方爆炸。我大声喊道：

“娃子，卧倒!”只见蔡娃子一伏身卧下，报务主任庞树楷立即扑在他的背上，用身体护住马达。

我被炮弹震得两眼冒金花，模糊地看见庞树楷主任扶起蔡娃子，又跟着前面的同志跑了起来。

我大病初愈，又跑了十几里地，体力难以支持，两腿迈不动步子，渐渐落在同志们后边，他们一个个地消失在麦地里。

我左右探望，远近庄稼地里都是鬼子，有蹬车的、骑马的，也有端枪步行的。

鬼子自行车队

突然，前面不远处闪出三个鬼子，跟我对怔了一下，就端着枪迎头奔过来。

“不好!”我扭头向东南跑去，钻进一片秆儿齐胸的麦地，迂回爬了一段，伏下身子，拔出手枪，细听麦地外边的动静，心想：真要死追不放，撂倒你一个够本，报销三还个能赚一双。

过了一阵，不见附近有什么响动，我抬头向四周张望，大群敌人正蜂拥向北，那三个鬼子也不见了。

我不禁替同志们担心起来：遍地都是敌人，他们能突围吗?

我相信他们会脱险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有一颗赤诚的心；以往多次遇到险境，连一颗螺丝钉也没有丢失过。

冀中平原上的麦田

太阳挪动得慢极了，好像半天没有走动一步。四周断断续续地响着枪声。这时一个人行动是困难的，我只好耐心地坐在麦地里，等待天黑后再找队伍。天上的白云悠悠移动，鸟雀掠空飞过，我脑子里显现出一个个同志们的形象。

背马达的蔡娃子，粗眉大眼，方脸阔嘴，浑身结实得像座铁打的罗汉。他从小给地主当长工，入党那天在会上自我介绍时，说起过去受压迫的苦楚，不禁大哭起来；可是谈到党解放了自己，待打败小日本后，将永远过好日子时，又欣然地笑了起来……

背收发报机的摇机员小高，外貌瘦小，其实是块硬骨头。1941年反“扫荡”时，他两只脚板打满了血泡。班长打算换人背收发报机，他红着脸说：“脚底打个泡算什么!反正永远归我背着这部机器。”还把两脚一跺，表示有的是劲儿……

分队长关福才，平时不爱说笑，说起笑话来常逗人笑得肚子痛，与战士的关系特别亲密，谁都愿意跟他一起执行任务，他有战斗经验，曾在几次很危险的情况下，把电台安全地带回来……

报务员张冠儒长得挺秀气，别人一逗就脸红；学习有钻劲，空下来就捧着书本看，还天天写日记；脸上从来不带愁容，有任务总是抢在前头。

报务主任庞树楷，个子不高，却很精神，清瘦的脸上，长着两颗水汪汪的大眼睛，他对工作极端负责，时常一个人把夜班顶下来。

天已过了中午，四面渐渐地安静下来。我悄悄地欠起身来，抬头环视四周。只见南边不到二里就是梁家村岗楼，楼上站岗的伪军倒背着枪走来走去；东边师太庄、东北边尚辛庄都有鬼子，正在狂吼乱叫，而且村边都有岗哨。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继续伏在麦地里。

6月的太阳炎热似火，晒得我全身发痒，脸上发烧，头昏脑涨。渴得我嘴唇干裂，喉咙冒烟。我顺着麦垄爬到一个井台上，正好井口里吊着一个用柳条编的小桶。我喜出望外，赶忙打了一桶水，一口气喝了小半桶。顿时头脑清醒，浑身凉爽。

大概在3点多钟，从师太庄走出一个人来。他手里拿着小锄，肩上背着粪筐，向井台走来，我急忙躲进麦地。

这个人年纪约四十上下，头戴一顶破草帽，身穿一身紫花土布衣，晒黑的脸上，有两道浓眉。这个人象是我们的基本群众，通过他搞到一身便衣才能行动啊!（据此判断，当时屈队长是穿着八路军军装的，部分描述雪村战斗的文章里，写常司令牺牲前让电台区队换便装突围，应该是想象出来的。魏江涛注）

我二次来到井台。老乡见了我，先是一惊，接着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让我讲话。他装作提水模样，身子半立，向四面八方看了看，确知没有人监视我们，才蹲下身来，拉着我的手，声音颤抖地说：“今天，咱们的部队吃了大亏，你们又受苦了!”说着从口袋里拿出半块玉米面饼子给了我。

我说：“别难过，打鬼子那能不死人，今天我们吃了亏，以后一定报仇!”我说着说着声音也哽咽了。（读到此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

我提出换身便衣，他满口答应回村去拿。他走后，我又回到麦地。不一会儿老乡回来了，他见了我就从身上脱下一条白土布裤子，并说：“村里的鬼子汉奸，睡过午觉起来了，正满街乱串，找衣服不方便，顺手找到了这条裤子，套在外边穿出来的。”

他停了一下，又说：“有裤子，没褂子也不行啊”边说边脱上衣，把他穿着的旧紫花褂子递给我，“就穿这件上衣吧!”他诚挚地对我说。

怎能要老乡身上穿着的衣服呢?他急了，生气地说：“你们又为谁呢?还不是为了咱老百姓。我家也有人在外头抗日，还不是和你们一样!”

我双手接过衣服。冀中的人民多么可敬可爱呀!

太阳落在地平线下面，天暗下来了。夜雾罩住了田野，远处的村落淹没在灰色的雾海中。四周断了枪声，看来鬼子已经撤回据点。我站起来向四周扫视一遍，跨出麦地往北去找队伍。走出没有好远，忽见前面庄稼地里有个人影一闪。我警觉地向旁边一躲。观察了好一阵子，才认出来人是二营的侦察员。这位侦察员也同时认出我，迅速地走过来说：“屈队长，作战科长正派人四处找你们，快跟我走!”我跟侦察员走了半个多钟头，来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走进了一间平房。我撩起门帘，炕上立刻跳下两人，紧紧拉住我的手。

我凑着桌上灯光细细一瞧，原来是作战科长晓冰同志和机要科长张庆丰同志。没等我开口，他俩就急迫地问道。“你可回来了，电台怎么样?”“我是一个人回来的，电台……”晓冰同志没等我说下去，抢着说：“别忙，休息一下，先吃饭。

张庆丰同志把我往炕上一按，说“先坐下歇歇!”我这才想起一天没吃饭了，肚子顿时饿起来，可是一捧到饭碗，却一口也咽不下去。经与晓冰、张庆丰两同志交谈，知道突围出来的五六十人，大部分集中在这个村子里。其中有我们电台区队的机务员贺清池等三人，他们只带出来一组电池。

我和晓冰、张庆丰同志坐在油灯边，研究下一步怎么行动。明天敌人肯定还有“清剿”，我们得赶快去找分区孔副司令员（孔庆同，当时带队在任河大地区）的队伍。可是偌大一片地方，谁知道孔副司令员在哪里？“嗳！有电台就好办了！”

我的心里异常不安，对晓冰同志和张庆丰同志说：“老晓，老张，我看先在这附近活动两天，把电台找到后再走!”

晓冰和张庆丰两同志沉默了一会，俩人没有出声。我又说：“当然，在这个地区活动，困难很多，可是没有电台，和孔副司令员联系不上，四处瞎撞，不是更困难吗?”

晓冰和张庆丰两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在连夜派人去找孔副司令员的同时，派出四个侦察员，当晚就去附近几个村落，寻找失落的电台人员和器材。我把四个侦察员找了来，介绍了一些情况，目送他们走出村子。

夜深了，同志们都已入睡。我躺在炕上，久久不能入睡，索性到院子里踱步，可心里老是惦记着电台区队的同志和那架电台。

后半夜，我仍无睡意，望天数那疲倦的星星，偶而听到小虫的“唧唧”叫声。

“队长，你睡一会儿吧”有人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机务贺清池同志，看来在我身后已站了好久了。

“我不困，你去睡吧!”

他关心地看着我，不说话，也不回去。

我们站在院子里，谁也不再吭声，心里都惦记着同志们和那部电台。

忽然，大街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蹬蹬蹬”地从门前走过去。不一会儿，脚步声忽又返了回来。

“这是干什么的?”我俩相互凝视了一下，贺清池从腰中拔出手枪。

脚步声突然在门前停住了，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敲门声：“快开门，谁住这里?”

“好像是娃子的声音。”我对贺清池轻声说。

“电台在这儿么?”门外那人又问。

“错不了，是他!”贺清池说。

我急忙大声说：“娃子吗?”

“啊!队长?是我们呀!”有两个人一起回答，另一个似乎是张二楞的声音。

我几步走到门口，拔去门栓，拉开门一看，果真是他们，笔挺地站在眼前。俩人满脸堆笑，不象经过白天一场风险的样子。

我用力抓住他们的手，激动地说：“太好了，你们俩人回来了!没受伤吧?”

“小鬼子再厉害，也碰不到我们一根毫毛!”蔡娃子的粗眉毛一挑，眨着一对大眼睛自豪地说。

“马达怎么样?”我急切问道。

“背回来了。”张二楞指着地上的手摇马达。虽然还没有收发报机，可是有了马达，问题解决一半了!

我心里说不出的激动，摇幌着他俩的手。

贺清池拍了拍他俩的肩膀，说了一声：“好样的!”跑回院子里大喊起来：“马达回来了!马达回来了!”

屋里的人本来没睡熟，听这一声大喊，全都起身跑出来，这个抓住蔡娃子的手，那个搂住张二楞的肩，团团围成一圈，问长问短。然后“呼噜”一下，把马达飞快搬进屋子，端端正正地搁在炕上，象欣赏宝贝似地摸摸这儿，摸模那儿。

张二楞进屋后，没吭一声，先从缸里舀了一大瓢凉水，仰起脑袋“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干，“痛快!”

有人“呀”了一声，说道：“真不愧叫二楞啊!”

“哈哈!......”一屋子的人都放声笑了。

安静了一下，我问：“你们怎么突围的?”

蔡娃子的大眼睛一亮，手舞足蹈地说：“同志们被冲散后，我回头一瞧，只有二楞还跟在后

头。我想，党是磁石，同志们是铁片，有党在还怕大家聚不到一块儿!我和二楞跑了一段路，遇见了几伙鬼子赶来。车子追，我们就往麦地里跑；骑兵赶，我们就往道沟里奔。”

张二楞拍着大腿说：“听我说，鬼子的车轮，马蹄，哪有咱两条腿儿好使唤!”

蔡娃子接过话头：“鬼子打得紧了，我们就躲一躲，打得不紧，拔腿就奔。”

张二楞又插进来说：“有两次，我们碰见几个战士。他们知道娃子背的是马达，遇见鬼子就主动掩护我们。你们看，咱们的战士多么好啊!”

蔡娃子接着说：“太阳快正南的时候，前头没有一个鬼子的影子了，莫不是突围出来了?真是怪，这时我忽然觉得渴的不行，嘴里直吐白沫，嗓子里象冒着烟儿，我俩在一个小土岗上坐下来，喘了口气，拔了两把青草，正想嚼嚼解渴，忽然从右边十来丈远的土窑后，钻出来三个鬼子，叽哩咕噜地叫着，气势汹汹地冲来，想活捉我们哩!二愣背起马达就跑，我趴在土岗下掩护。等鬼子离我几步远时，扔了两个手榴弹，那三个家伙惨叫几声，都不动了。”

“真行!你俩没把四五十斤重的马达扔掉，不简单!”贺清池称赞地说。

“我们摇机班作过保证：‘人在电台在’!丢了脑袋，也扔不得马达!”蔡娃子说。

我猛然想起指导员赵贤斌和报务主任庞树楷同志，急忙问：“指导员和报务主任呢?”

蔡娃子突然低下头，停了一会儿，才凄楚地说：“和你分开不一会儿，连着飞来了两颗炮弹。庞主任被炸中了头部，倒在地上，两眼紧闭。我们去搀扶，他睁开眼只说了一句话：‘一定要……背出马达!’赵指导员也挂了重花，我们去扶他，却一股劲儿催我们快走，最后也是那句话：‘一定要保住马达!’”

顿时，屋子里的笑声消失了。

我沉痛地说：“同志们，这架马达是邵宝珍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弄来的（见前篇一和二）；现在又添了这几个同志的鲜血。我们一定要找回收发报机，继续为革命工作，这样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

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敌人又出动了，远处传来稀疏的枪声。

作战科长晓冰带着战士们，在村外做好了战斗准备，并派出了警戒，监视敌人的行动。

我们电台区队的同志轮番到村边探望，等候那4位侦察员，希望他们快把收发报机找回来。

虽是清晨，天气异常燥热，空中没有一片云彩，树叶都停止了摇动。遍地金黄色的麦子，已经熟得干枯了，但田野中没有一个收割的人影。平时好唱歌的布谷鸟，也被零星的枪声惊飞了。

我们在村外等到太阳当空，还不见侦察员回来。

我正低头踱着步，考虑下一步该怎办?忽听有人喊：“那是不是侦察员?”

我抬头向村南望去。果然不远处有个人影，从麦地里穿行过来，身上还背着个箱子。

我们抑制不住兴奋，奔跑前去迎接。

果然是个侦察员，他累得满头大汗，卸下背上的箱子，说：“队长，这是打瓦店村的麦地里找到的!

大家细看箱子外形，心里马上冷了一半，原来这是一个装电台零件的箱子。

“这也有用!”有人说。

虽然没有找到收发报机，但找到了这箱零件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下午，远处又陆续回来两个侦察员，但背上都空无一物。

天黑下来了，我们的视野给晚雾挡住了，只好回到村内，坐在院子里，等最后一个侦察员回来。天气热得像呆在蒸笼里一样，但没有一个人扇凉，都思盼着在那部下落不明的发报机身上。

突然，机要股长张庆丰跑进院子，一脚跨进大门就喊：“老屈，好消息!”

“什么?找到了?”我们都站了起来。

话音未了，门口又跟着进来一个庄稼汉，头上包着羊肚毛巾，身穿土褐色褂子，右手还提着一支三八大盖。

包着羊肚毛巾的肃宁县抗日武装

我一瞧这大汉背着一个木箱，不禁心里猛跳：“正是装收发报机的箱子，机器在不在里头呢?”

贺清池几步走上去，双手托住箱子，帮那大汉卸下肩来，大家掀开箱盖一瞧，都露出了笑容，不错，正是收发报机!

贺清池一手抱住机器，一手摸着旋扭、电表、开关、脸上淌下热泪，一滴滴掉在机器上面，激动万分。为了它，自己苦心钻研，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不知熬了多少个困倦的夜晚，不知拼拆了多少回，才把数不清的电线和长短、大小不一的零件，装配成这架部队的“耳目”。老贺见到这部机器，怎能不高兴得流泪!

我紧紧握住大汉的手说：“谢谢你!

张庆丰同志在一旁笑眯眯地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泥洞村的干部刘二柱同志。”

我再次握住刘二柱同志的手，不知用什么话感谢才好。

刘二柱同志的黑红大脸笑了一下，“一家人嘛，有什么谢的!你们还不是为了咱。…嘿，光高兴了，差点忘了件事。”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

我接过来，凑到灯光下细看，见是分队长关福才的笔迹，上面写道：

队长：张冠儒和小高光荣牺牲了，我的腿骨也被打断了。收发报机还算完整，现托刘二柱同志捎去。我相信定能送到你们手里。

关福才

看到最后几个字我两眼模糊了。

刘二柱同志低声说：“昨天上午，打得真是厉害。直到太阳压山的时候，鬼子才撤走。我们集合了村里的人，分头去找咱们的伤号和东西。我走到西南洼，就碰见关福才同志。他盘问了我一会，知道咱是村干部，就叫我扶他走到一丛红荆子旁边，从地下挖出两个箱子来。他把箱子上的土擦干净，才双手交给我，再三嘱咐说：‘这是一部收发报机，部队缺了它，就成了“聋子”“瞎人”。我不能走动了，请你赶快想个法子送到八分区的同志手里。’我说你放心。这事交给咱老刘，豁出脑袋也要办好。他指着西南一个土岗子说：‘为了背出这部电台，那儿有两个同志牺牲了。一个叫张冠儒，是跟敌人拼手榴弹死的。一个叫小高，被炮弹打伤后，流血过多牺牲的。请你们在他俩坟上立块牌子，写上他们的名字，让子孙万代纪念他们。'我提起这机器，把关同志背到村里安置好。就四处找你们。我连夜跑了几个村子，都没找到。今儿白天，鬼子又出来了，我们把机器东藏西埋，总觉不保险，后来把它用绳吊在村外的井里，到傍黑才拿上来。刚想找你们，正巧碰上那位侦察员，就随着他来了。机器交到你们手里，千斤大石落了地，咱就放心了。”

我禁不住再次握住他的手，连说了几声“谢谢”。

红荆树

贺清池把收发报机检查了一遍，又擦拭、修理和试了一下，便接通了手摇马达的线路。蔡娃子握紧马达把，“呜呜呜”地飞快摇动，收发报机仪表正常地转动了。

我戴上耳机，旋转着度盘，开始收听。

巧!李参谋长（李弗畏）的电台，正和孔副司令员的电台互相询问：“联络到分区没有?…...”

再听，回民支队和青(县)建(国)交(河)地区队的电台，正在呼叫我们。

同志们见我脸上露出了笑容，猜测到事情有了七八分成功，也都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

我将度盘停停歇歇地转了一圈，对孔副司令和各部队的电台连续呼叫了好几分钟。

电波穿过浩瀚的太空，象伸出了无数条触须。

真顺利!一家、两家……我们分区的几部电台都做出了回答。

孔副司令员的电台是高继贤同志在值班，他回答完毕，最后拍出一串电波信号：“亲爱的队长，你们好，请马上发报!”

我告诉对方等一等，向老晓老张说：“联络通了孔副司令员的电台，对方要求我们发报，怎么办!?”

晓冰说：“那好，老张，咱们赶快发份报，报告雪村战斗的情况，并请示与他们会合地点。”

老张没回答，只是一口一口地吸烟。

停了一下，他说：“密码本我怕落到敌人手里，都烧了!”

没有密码，怎么发报呢?不能发报又怎么与孔副司令员会合呢?联络通了又有什么用呢?一连串问题在人们头脑里打转转。

有人提议，干脆用明码发报。也有人说不行，因为那样做孔副司令也得用明码回报，规定会合的时间、地点若被敌人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大家急得头上直冒汗，在屋里打转转。

我忽然问老张：“在无密码本的情况下，机要部门有没有用救急方法通报呢?

老张抬起头来，想了下说：“有是有……”

大家一听，都高兴了。

他接着说：“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有种‘应急法’，双方凭脑子记忆的密码通报。”

老晓说：“这就解决问题了，咱们赶快起草电报吧!”

可是老张却郑重地说“只是万不得已时才能用，而且要经分区以上首长的批准!”

我和晓冰互相凝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说：“分区首长牺性了，情况又是这么紧张，用吧，咱们共同负责!”

老张也同意了。他安排用“应急法”发报去了。

可我又想，对方收到电报怎会知道用“应急法”去译呢?如果还用密码本去译，一定译不出来，岂不仍然落空!

我想了又想，真是急中生智，办法有了。我用电台通报的英文会话再加上明码(注：因英文会话没有“应急法”这个词)告诉对方要用“应急法”译报，岂不解决问题了吗!于是，我用电键向对方拍出：请黄队长上机。

对方稍停一下回答：我是黄队长，请发报。

我按原计划用英文会话加明码拍出：请注意，要发的电报，用的“应急法”。

这个英文会话又加明码，把黄队长闹糊涂了。何况他根本就不知道机要部门还有个“应急法”呢。

我又拍了两遍，他仍然回答，“我不明白。

这样反复拍了三四遍，还是无效。

最后，我想“应急法”这三个字是明码，机要人员一看不就马上明自了吗？至于明码之前的英文会活，老黄一解释就清楚了。两者合作就会弄明白的。

于是，我又拍出：请你与机要员合作。

稍停了一下，老黄回答：队长，完全明白，你的报快发下来。从信号中，可以听出他是多么高兴。

我们将两天来的情况，扼要报告了孔副司令员。立刻得到回电，规定了会合的时间、地点。

晓冰同志看了回电，拿在手里，半空舞了一下激动地说：“昨天我们受了损失，明天，我们要给鬼子加倍的惩罚!同志们，现在我们遵照孔副司令员的命令，马上出发!”

我回头握住刘二柱的手说：“多亏你送来了电台，使我们有了‘耳目’；群众这种热情的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代表分区的同志，向老乡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关福才同志暂时留在你们村里，麻烦你们多加照顾。”

队伍整装走出村子，飞速向指定的地点前进。

蔡娃子、张二楞、贺清池等同志，分别背着那部久经风险的电台，插在队伍中间，跨着有力的大步。

我们顺利地在任河大地区与孔副司令员会合，又到了文安洼，最后到白洋淀进行整顿。

大家都关心雪村战斗，询问战斗情景，一时成为议论的中心。当同志们知道了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电台竞然完整保存下来，而且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完成了通报任务，都连连称赞，有的说：“这真不容易呀!”有的说：“这太神奇了!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屈培壅回忆录《神奇的电波》第六章 “五一大扫荡”

下一篇，除了无线通信外，我冀中抗日武装是如果通过交通站，保证了在极端残酷斗争中的顺畅指挥的。下期再见。欢迎关注

日本侵略者在冀中大地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冀中抗日军民在炮火硝烟中与敌拼*的悲壮情景，使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多年了，但日本人并未真正反思自己的罪行，而且右翼势力持续抬头。我们又怎能忘记历史？

曾有人这样说过：冀中平原没有一座山岗，然而人民群众就是巍巍的高山。这话说得是最恰如其分不过了。冀中抗战英烈的事迹，不可胜数，能够收录在史册的是很小的一部分。而随着时间流逝，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罕有在世的了，很多成为传说，成为故事，成为不可考。即便收录在册的，也只在有限的圈子里传播，英雄的事迹泯没不彰，实在是一件憾事。

近期抽时间把看过的反映冀中抗战的人物事迹的文章 ，整理出来，与诸君分享，以缅怀先烈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