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志伟

春花开满了枝头，我的头发也长得像复苏的小草一样狂野。头发从正月留到现在，主要是担心理发店达不到防疫要求。妻说儿子小时候买过推子，可以找出来由她给我理发。那推子配有卡尺，看似谁都可以操作，其实不然，试过几次，整得像狗啃过一样。

妻不能借理发消磨时光，就不时揪着我的头发编小辫解闷。我不堪其扰，突然想到了庆民，他是我堂姐的儿子，开了一个叫做安安造型的理发店。给庆民打电话，说想单独理发，他便拎着全套工具来到我家。见我提前摆放了酒精喷雾剂，庆民告诉我，他的刀剪一人次一消毒，完全可以放心。言谈间庆民施展起“顶上功夫”，随着一撮撮头发飘落下来，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清爽。

庆民离开后，妻直夸他理得好，用时还短，猜测我平时在别处理发，“托尼老师”为了让人感觉价有所值，故意做些无用功。妻的说法难以印证，却让我想起上世纪末的一次亲身经历。

当时，我在省会一家行业报编辑副刊。有次记者外出采访急用照相机，却怎么也找不到文件柜钥匙。有人提议撬开柜子，总编舍不得，就派我到附近小胡同请修锁师傅。师傅用一个有勾的铁丝伸进锁孔鼓捣，不一会儿传出“吧嗒”的响声，围观的同事兴奋地喝彩，师傅回头看看大家，诡异的笑笑说还差些火候。直到记者不抱希望准备出发时，柜子才猛然打开了。总编让我跟着配新钥匙，师傅摘下锁头边走边拧动铁丝，锁舌进进出出，他有些显摆地告诉我，自己一开始就打开了锁，怕被认为操作简单遭遇压价，就打开，锁上，再打开，再锁上。

时长与服务满意度有极强的关联性。人们到医院看病挂专家号，是希望多得到些仪器检查以外的建议和指导，但鲜有专家肯为此多花费时间；相反，到一些权力机关办事，人们希望用时越少越好，可有时不得不跑了一趟又一趟。该长则长，宜短则短，时长犹如魔法石一样考验着各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