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本是五经的补充，为何后来地位反而超过五经？

“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代。从春秋战国至唐代，五经都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但到宋代，四书的影响力渐渐超过五经。

五经本是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主要记载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史记》说“夫儒者以六艺（即六经）为法”，“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可见儒家是通过学习、效法三代的文化传统而来。清代章学诚也说“六经皆史”。不过，汉武帝以前，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五经并无特殊地位。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兴办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把儒学经典的学习与政治挂钩，五经才正式成为官学。要注意，汉代五经中的《礼》指《仪礼》，并非《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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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实际上是对五经的补充，作者分别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比五经要晚出得多。虽然《论语》和《孟子》在汉文帝时代就被列入官学，但这两本书还不能称为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论语》列入“六艺略”，说明《论语》的地位提高了。《三国志》提到了“七经”，《论语》位列其中。唐文宗大和年间刻“十二经”，其中也有《论语》，但《孟子》的身份还是上不去。

中唐时期，为对抗佛道二教，韩愈抬出《大学》，李翱推崇《中庸》。晚唐皮日休认为《孟子》可与经学并列，应成为科举必读之书。五代后蜀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此后宋太宗又翻刻，《孟子》才称经，并列于九经之中。此后二程表彰“四子书”。其中的两本，《大学》《中庸》来自于《礼记》，而《礼记》一书早在唐代就立于学官，成为“九经”之一。但是，汉唐时期，《大学》《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两篇，被视为先王礼乐方面的著作，与宋代以后被视为哲学著作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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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朱熹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分别注释，于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编成《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的经学地位正式确立。

朱熹死后不久，朝廷便将他注释的《四书章句集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多选自该书。明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清朝几乎完全一样。表面上是考四书五经，实际上主要考四书。清朝自顺治起，由皇帝颁布四书考题，而五经考题由主考官裁定。乾隆九年（1744）上谕：“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原本对四书和五经的考核都在第一场考试，等到乾隆年间，五经转为第二场考试，说明四书地位已完全在五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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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四书的地位实现反超？究其根源，这与儒家与佛教、道教的竞争有关。本来，儒学追求內圣外王之道，汉唐时代的经学侧重于儒家的“外王”之道。随着佛教传入，它的那套修心养性的学说将儒学的“內圣”之道远远抛在后面，加上道教（主要表现为玄学）的冲击，作为官方思想的儒学越来越僵化，不足以同佛道二家抗衡，造成“儒门淡薄”的局面。为了应对佛道二家的挑战，宋明理学家出入佛老，吸收佛道精致的心性哲学，重构儒家的内圣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以三代礼乐为基本内容的五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相比于五经，四书中有关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内容，经过理学家的不断发挥，成为抗衡佛道思想的有力武器。这也是四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最终超越五经的根本原因。从整个中国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四书地位的反超，实际是儒佛道三教竞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