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亚历山大的《成瘾的全球化：一项有关心灵贫困的研究》英文版。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成瘾如何发生？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成瘾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学习障碍。萨拉维茨就此界定了三个关键因素：

1）具有心理学目的的行为；

2）涉及特定的学习通路，并让这种行为变成自发且强迫性的行为；

3）不再有适应性时也不会停止。

电影《梦之安魂曲》剧照。

心理学家刘易斯则将这种学习障碍称之为“心智习惯”（habit of mind）的养成。与普通习惯不同，“心智习惯”是一种深层习惯，类似物包括种族主义、同理心、厌女症等。重复是其中的关键，帮助大脑强化形成从生物学到心理学的完整反馈路径。同时，重复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习得。

也就是说，成瘾之路并非简单的多巴胺快乐大法，它的背后蕴藏着一整套复杂的运行机制，不仅牵涉生物学/心理学，更有文化与环境的塑造影响。正如布鲁斯·亚历山大所言：“几十年来，关于吸毒成瘾是‘犯罪’问题还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一直是徒劳的。一个铁的事实是，它都不是。在自由市场的社会中，成瘾的蔓延主要是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成瘾时代：

当“上瘾”成为消费风口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出更多新的*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和渴求。

1948年，一位名叫托马斯·莫顿的修士写下这样一段话。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这番自白竟然预言了大半个世纪后的现实。

身处“成瘾”时代，我们今天的上瘾清单可谓数之不尽，不仅包括烟、酒在内的物质成瘾，也包括游戏、购物等行为成瘾。已有的大量研究发现，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有类似的自然历史。它们产生类似的大脑变化；类似的耐受模式；类似的渴望、陶醉和戒断经历。同时，它们显示出类似的遗传倾向。

尽管行为成瘾者不会那么容易被贴上背德、失信、自私、失控等污名化标签，但这并不代表行为成瘾的危害小于物质成瘾。更值得警惕的是，伴随上瘾清单的不断拉长，成瘾与戒瘾在今天同时成了两门大生意。

2019年，成瘾问题专家、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David T.Courtwright）出版《成瘾时代：坏习惯如何变成大生意》（The Age of Addiction: How Bad Habits Became Big business）一书，试图从历史中发现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塑造、贩卖人们的*，并在其中获得自身的演化。

《成瘾时代：坏习惯如何变成大生意》，[美]戴维·考特莱特著，蔡明烨译，立绪出版社，2020年9月。

他将当下这种成瘾性经济称之为“边缘资本主义”（Limbic Capitalism）。在此，考特莱特重新定义了最早由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出的“边缘资本主义”概念。在萨米尔·阿明那里，“边缘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相对于作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

考特莱特所说的“边缘”，指的是脑边缘系统，即负责情感、动力和长期记忆的大脑区域。他对“边缘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个技术先进但社会倒退的商业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企业借助政府、甚至是犯罪集团之力，鼓励人们过度消费，耽溺*。

在考特莱特看来，“边缘资本主义”既是文化进化的产物，与漫长的成瘾性快乐历史交织在一起，同时它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邪恶双胞胎，是生产性资本主义的真正癌变。他指出，“边缘资本主义”鼓励企业从人们的成瘾问题中牟利（problem profits），并自动生成围绕成瘾消费的二级与三级利润。他以快餐业为例：当一些人因快餐消费而得了强迫性饮食障碍（compulsive eating disorder），这同时意味着治疗糖尿病与减肥手术的外科医生有了更多生意。

纪录片《大号的我》剧照。

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与技术的合力下，“边缘资本主义”得以迅速扩张。在一次采访中，考特莱特进一步提到，如果很早以前互联网提供的是选择进入（opt-in）的技术，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自由选择退出。在这样的环境中，消费者犹如生活在满是诱饵的海域中。五十年前，这片海域中最主要的成瘾性诱饵是酒精和烟草。现在，诱饵无处不在，难以逃脱。

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书中。事实上，成瘾与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经济本就难舍难分。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如果人们一味指责那些“看得见”的技术，往往会忽视隐藏在技术与平台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力量。说到底，“技术不过是实现利益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