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有个地主的儿子醉酒纵火，将另一个家族的祠堂烧毁。

烧毁祠堂在清代是非常大的事情，被判处两年徒刑。这个少爷不能吃苦，地主就花费200两银子雇佣一个流民，说这把火是自己放的，最终坐牢两年。

在清代，200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普通农民家庭一年开销也不过二三十两。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老丈人胡屠夫，很辛苦的每天*一头猪，才赚一钱多银子。

不过，帮人顶死罪倒也不常见，是“宰白鸭”顶包最高档次。

为什么不常见？原因如下：

第一，一般犯了死罪的案件都非常重大。古代这种案子也不多，关注的官员较多，比较不容易搞鬼；

第二，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尤其是人命案，有时候皇帝也会亲自过问。欺君是重罪，官员一般比较谨慎，不敢随便乱来；

第三，有再多的钱，也不容易买到一条命。对于任何人来说，自己的性命都是很重要的。钱再多，也要有命来用才是。普通老百姓即便再穷，一般也不会不要自己的性命乱来，不然可以干脆违法犯罪赚钱了，何苦去顶罪。只有极少数亡命徒或者急需要用钱救命的无赖、地痞，才会为了钱不要命。这些人毕竟是很少的，不容易找到；

第四，死者家属一般不会放过人命案，不容易被收买不再追究。比如今天很多*人案，受害者家属甚至不要赔偿，就是要将*人者重判。宰白鸭这种事，只能瞒上，不能瞒下，瞒不住受害者家属。如果受害者家属不愿意被收买，质疑去闹，这事就会穿帮。

等等。

实际上，真正那种斩立决的死罪，没人愿意顶罪的。

真正愿意顶死罪的“宰白鸭”，基本都是可以从死刑转为长期监禁的重罪。

古代和今天不同，皇帝经常会大赦天下，对犯人进行减刑。

死刑犯遇到大赦，就不用处死了。

这种情况下，才会有人愿意顶罪坐牢。

清代文学家方苞因文字狱而坐牢2年，出狱后写了《狱中杂记》。

书中记载了几件“宰白鸭”的事情：有些坏人在监狱里坐久了，和典狱官狱卒们狼狈为奸，就很肥了。山阴有个姓李的，因犯*人罪而顶包坐牢，每年都赚上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他在外住了几个月，无所事事。恰好他同乡有犯*人案的，便冒名顶替。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不是故意*人，必然可以长期监禁，不会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减等充军。他叹气说：“我没办法再能进这儿来了！”按照旧例，充军的人都移押顺天府待命；这时正是冬天，停止发遣，姓李的具状要求仍回刑部监狱等候春天发遣，要求再三，都没批准，还老大不高兴呢！

这个李某长期坐牢，对监狱很适应。在外面，他无法找到像样的工作，根本不能自食其力，也是要饿死，还不如替人坐牢。他这种人上下打点以后，坐牢也不怎么吃苦，每年还能赚到几百两银子，赚足了以后就可以出狱享受了。

自然，这不仅仅是买通李某一个人顶罪这么简单，还要上下行贿，买通整个腐败的司法体系才行。

自然，这也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