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谱姓氏

修谱姓氏：

明吏部左侍郎任城靳学颜鉴定德筵讲官内阁大学士谷峰于慎行汇编吏科都给事中观海刘不息序次真定巡抚前庶吉士石葵贾三近参阅兵部少师尚书霖寰李化龙校正兵部车驾司主事前知邹县事萧山胡继光命镌五十七代孙承志光启重订

4、“四友”之一

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孔子弟子三千, 七十二贤人。”依据史料记载，孔子弟子有生平事迹的三十多人。在这其中，颛孙师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十二哲人之一，孔子“四友” 之一。在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中，众多孔门弟子注名者不多，他是注名者之一。

在古人看来，子张是因为进入孔门，学有所成，然后才使自身的命运发生转变，最终闻名于各诸侯国的。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张曾从孔子“在陈、蔡间，困，问行。”《仲尼弟子列传》中的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此处“子张问行”，当出于《论语·卫灵公篇》。

不同的是，《论语》并没有对“子张问行”的时间和地点作具*代，而司马迁却说子张随孔子“在陈、蔡间”。那么子张究竟有没有随孔子在陈、蔡受困呢?

《论语·先进篇》记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对于这条记录，学者看法不一。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曰：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就是说，包括子游，子夏在内的“四科十哲”，在程、朱看来，皆从孔子“于陈、蔡者”。

钱穆先生则主张孔子弟子有前辈、后辈的区别：“前辈者问学于孔子去鲁之先，后辈则从游于孔子返鲁之后。…… 游、夏、子张、曾子、有若、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则孔门之后辈也。”

在钱穆看来，子游、子夏、子张等是在孔子归鲁后才入孔门的，并没有随孔子于“陈、蔡”。

在孔门弟子中，子张的容仪是最令人称道的。能收子张这样容仪堂堂的弟子，孔子也很欣慰。《尚书大传·卷二》中，孔子把颜回、子贡、子张、子路四位弟子看做是自己的“四友”，曰：“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与?⋯ ⋯ 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御侮。”在孔子看来，子张的入门使自己身边变得亮堂。是相貌堂堂的子张让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于颠沛流离之际看到坚毅的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子张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论语》有 “子张学干禄”、“子张问政”的记录。孔子归鲁后，鲁人虽尊之为国老，可在政治上并未受重用。孔子归鲁后的主要事业之一，便是整理典籍，作《春秋》。

《论语·子张篇》集中记载了子张和子夏、子游的论争。子张、子夏和子游等在性格、志趣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孔子也本着 “因材施教”的原则，予以不同的点拨。后来，他们对孔子的学说存在不同认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孔子生前，除了子张、子夏、子游这些得孔子正传的弟子，另有许多人慕孔子之名而入孔门，孔子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又有整理典籍的打算，所以，这些人可能更多的是在子张、子夏、子游等人的指导下学习，这很可能就是《论语》中所提到的“门人”。朱彝尊《孔子门人考》言：“欧阳子有言，受业者为弟子，受业于弟子者为门人。试稽之《论语》，所云门人者皆受业于弟子者也。”孔子生前， “子张之门人”是肯定入孔门的，但究竟拜的是孔子，还是子张之伦，则并无史料确证。孔子没后，门人依据不同的指导者，便形成了所谓的学术特征比较鲜明的“子张之门人”、“子夏之门人”等等。子张这段在鲁国的“副导师”经历，为其日后设帐收徒奠定了基础。

5、八儒之首

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先在邹，后居陈国，收徒讲学。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 称为儒家。”同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形成了八个不同的学派。子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韩非子说儒分为八，而子张之儒排在首位。

孔子“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孔子卒后，弟子们分散各地，他们宣扬孔子学说，据《史记· 濡林传》记载:“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居楚，子夏居西河……”由于取舍不一，旨趣各异，从而就演变为儒家的不同派别。在这其中，颛孙师子张先在邹县城附近独立创办学堂、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后在陈国发展自己的势力，成为“天下名士显人”，成为“子张之儒”的创始人，被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其主要特征，一是子张特别对于“问干禄”“问政”比较偏重，对政治十分关心;二是子张对于“仁”学极为关注。子贡予以子张很高的评价“夫子以其仁为大。”;三是子张对“忠、信”的践行，并把“忠、信”教导写在大带上，以示永远不忘，并在实践中做到执行。但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也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性地发展。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体悟并非完全契合孔子之旨意，而是在一些问题上有偏离孔子思想的倾向，有些可能把孔子的思想指向新的发展方向，偏离孔子儒学的宗旨。

在“修己”问题上，子张之儒，是仿效有余而内省不足，主张从外在行为或外部规范方面继承孔子的重德精神。子张之所以坚持尊礼，与他重视外部规范对主体的约束有密切关系，他是从外在方面来理解礼的制约性的。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因此，众弟子中，子张的执行力最强，这就使得子张在众弟子中独具一格。子张所标榜的“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与曾子所称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表面上类似，实际上有内外之别。“惟曾子弘以指道，毅以指德，与子张此言正相倒转。… …于此见曾子、子张学脉之相异。”曾子重视内省，子张则主张在行动上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这就加强了思想学说的执行力。这与墨家的决绝的行动力也有共通之处。子张氏之儒与墨家在主张和逻辑上如此类似，可见墨家源于子张并非子虚乌有。

《论语·先进》篇言：“柴也愚，参也鲁，师之辟，由也喭。”

对于“师之辟”，清儒黄式三在其《论语后案》中，把“辟”解释为“偏”，倒是符合子张的思想实际。由此，我们可断定，子张之儒违背了原始儒家关于适中的原则。正是因为子张的思想方法有偏激的特点，所以，他就容易对孔子的思想作片面的理解，“子路勇且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参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 大概就是指子张偏离了“中庸”之道，把“勇”发展过了头就是变成“武”了。因此，思想方法的偏激应该是导致子张之儒向墨家接近的一个重要原因。

子张之儒与孔子“仁爱”比对，虽表现对“礼”所内含的宗法等级关系内容的维护，但他更多强调的是把交往扩大到一切人，对个体自身以外的他人采取宽容的态度。

子张之儒的思想主张，是与子张独特的思考个性决定的，并为后起的墨家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其独特的个性表现在：

首先，子张乐于向孔子提出疑问，而且会及时地将孔子的教诲予以记录并思考研磨：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问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誉为难。”子张曰:

“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专……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统矣。”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

其次，子张还善于总结其他弟子的思想，经过自己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

《论语》记载:“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钱穆称:“致命犹授命, 见危授命见《宪问篇》。见得思义见《季氏篇》。祭思敬丧思哀之义，见《八佾篇》。此章子张之言, 亦平日所闻于孔子。”虽然是子张融合多人之说的结论，但是却成了子张的主要主张。

按照《论语》的说法，见危授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祭哀皆是孔子之语，见危授命还是孔子回答子路问成人之时的答语。这表明，子张擅长总结孔子及其他弟子的言论思想，经过独立的思考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

再次，子张还善于借助历史资料发问，使其思想更有文献上的说服力。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 三年不言’ , 何谓也?”

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三年之丧”是孔子论“孝”时经常使用的话题。《论语》记载了宰我与子张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质疑方式。宰我单刀直入，而子张则是借助《尚书》之语发问。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不同的学术风格和人生智慧。相对于宰我的直截了当，子张更加注重该制度的文献依据，这也与子张“书诸绅”的行动一脉相承。子张的独立思考精神也见诸文献记载:

子夏问于孔子曰:“子张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庄, 贤于丘。”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子曰:“居, 吾语汝, 夫回能信, 而不能反;赐能敏, 而不能诎;由能勇, 而不能怯;师能庄, 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 吾弗与也, 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贰也。”“和同论”是西周、春秋时期重要的逻辑范畴, 孔子称:“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指的是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从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而子张就具备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特质。

综上所述，子张能够提出富有新特色的理论主张，是与子张具有勤奋好学、善于总结、独立思考的精神有重要的关系，并使其在孔门弟子中别具一格。特别是“尊贤容众”的主张，已经具备了后来墨家的“兼爱”的因子。谨慎来说，“尊贤容众”就是从原始儒家“仁爱”思想到墨家“兼爱”主张的过渡性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子张就是墨家的理论先导。子张重视理论的执行力则在行动上同后起的墨家异曲同工。在理论主张与行动原则两个方面，子张氏之儒是后起墨家的先导。

子张

6、 思想言论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子张是一位儒学先哲，更是一位好思之人。子张喜欢与孔子讨论问题，一部《论语》20篇，子张与孔子的对话就达15处，如问政、问仁、问明、问崇德辩惑、问以何从政、学干禄等，范围涉及到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教育原则、待人接物、自身修养等方面。如：什么是仁?什么是明智?怎么做官?怎能善人?怎样提高道德和辩别是非的能力?怎样治理政事?怎样行使自己的主张?等等。孔子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详尽的回答，这些对话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座右铭，直到今天，仍很有现实意义，可供学习和借鉴。

《论语》20篇中，有关子张的言论主要集中在《为政篇第二》《公冶长篇第五》《先进篇第十一》《颜渊篇第十二》《宪问篇第十四》《卫灵公篇第十五》《阳货篇第十七》《子张篇第十九》《尧曰篇第二十》。从子数上看，《论语》大约13000多字，有关子张的字数占了1358字，占总字数的十分之一。由此看，子张在《论语》中的地位之高，在孔子的学生当中的地位之高。虽说子张不如颜回、子贡、子路、曾子那样有名，但名气是够大的一位。原文从略。

7、 历代评价

从《论语》中对子张的评价来看，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孔门后学对子张的评价;一部分是孔子对子张的评价。在整个《论语》20篇中，对子张的评价表现出的是一边倒的批评意见：

子游云：“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子曰：“吾欲以颜状取人也，则于灭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辞取人也，则于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则于子张改之矣。”

上述评价与一个后来能够开宗立派的弟子形象是极为不一致的，因此，即使是从最保守的观点来看，《论语》中的这些批评绝非孔子原话，甚至有可能是杜撰的。若是参考其他文献，这个漏洞会更加明显，如《孔子家语》记载，子夏曾问于孔子子张之为人，孔子曰：“师之庄贤于丘。”意思是子张个性很强，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会为外在因素所改变，在这一点上，连孔子都自愧不如。又如，《孔丛子》记载孟懿子问孔子，是否也像古代贤者那样有四个很重要的辅佐，孔子回答说：“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辏乎?自吾得师也，前有光后有辉，是非先后乎?自吾得仲由也，恶言不至于门，是非御侮乎?”孔子在这里，把子张与颜回、子贡、子路比作共同辅佐文王的四个大臣，其对子张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退到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那个动荡纷争的乱世，子张想为国出力，想以自己的才学去游说各国，想以仁道思想去劝说君王以仁德治理天下，可惜，环境不允许，国君不接纳他，同学劝阻他，理想没有成功，其思想的苦闷可想而知。最后，不得不以收徒讲学、著书立说来弘扬仁、义、礼、信学说，来影响那个乱世。可以说子张的言论，是孔子儒学思想体系一个重要内容，其思想是那个时代迸射出的一缕火花，在宣传“尊德守礼”、以德治天下方面，起到了“好手”的作用。

孔子卒后，儒家学派在激烈的斗争、妥协、磨合后逐渐形成了八个学派。在这八派之中，子张之儒是排在首位的，由此可见在孔子卒后的年代里子张之儒影响之大。

但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一篇中，对子张之儒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

郭沫若并且认为《荀子·儒效篇》里面骂“俗儒”的一段文字是直接针对子张一派的：“繆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诗》《书》。其衣冠行为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 不否认，从《论语》里面所保存的子张的性格来看，子张是孔门里面的过激派：

“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仁爱的范围很广，无论对于多数的人也好，少数的人也好，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都不敢怠慢。严于己而宽于人，敏于事而惠于费。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大约就因为有这相似的缘故，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了”。

郭沫若先生认为在荀子眼里，子张氏一派戴矮帽子，随便不拘，同乎流俗，“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估计这就是荀子不喜欢子张一派，不赞同“子张之儒”的原因。因为荀子虽然可以作为一个儒家来看待，他的思想虽然与孔子、孟子思想都属于儒家思想范筹，但是他兼综道家，调和儒法，提倡性恶论，这都与传统儒家思想有所出入。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因此经常又被看作是法家的代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在《非十二子篇》中他为何如此激烈，不遗余力，甚至十分偏执地去批判指责子张之儒了。在宋人普遍疑古的时代背景下，宋人对于《论语》的编辑这一问题有了更深的探讨，他们不再把《论语》当作孔子言行的忠实记录，而更多地将其理解为孔门后学的回忆与杜撰，如朱熹在为《论语》作注的时候经常引用胡寅的观点推测弟子撰作某条的情形，如《里仁篇》引胡寅云：“自吾道一贯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门人所记也”，《公冶长》篇引胡寅云：“胡氏以为疑多子贡之徒所记云。”他并且在《论语集注》序中引用程子的话说“论语之书，成于有、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宋人表现出的学术开拓精神不仅为了解、发现子张带来理论上的观照，而且提供了可贵的文献依据。但是以朱熹为代表的一部分理学家，在构建经学传授系统的时候，选择的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样一条宗传线索，出于构建理学体系的需要极力推尊颜渊，对于颜子以外尤其是那些着重政治与事功的弟子，自然较少正面的评价，其对子张当然也不例外。

如，子张问干禄，孔子答之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朱熹评之曰：“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为利禄动，若颜、闵则无此问矣。”

再如，子张问令尹子文、问崔杼条，朱熹也批评他说：“子张未识仁体，而悦于苟难，遂以小者信其大。”

再如，子张问崇徳辨惑，朱熹引杨时语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则非诚善补过不蔽于私者，故告之如此。”除此之外,《论语集注》中此类评论甚多。

与学术界对子张的批评相反，在南宋官方的政治思想中，子张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被升为“十哲”之一。“十哲”一语，本出自于《论语·先进》中孔子的一句话：“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的概括后来就成为“十哲”立论的根据。

唐开元二十七(739)年，玄宗下令在孔庙祭祀中，颜回列孔子左侧配享后，随即升曾参入“十哲”以补足。但是到了南宋度宗，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咸淳三年(1267 年)，度宗皇帝诏令以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四人配祭孔子，史称“四配”。

曾参被升为四配之一，那么所谓“十哲”就又少了一个。但是在增补何人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南宋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评论说：“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诋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引用了这段话，赞同这种观点。《论语》一书，之所以首载有若之言，并将有若称为“子”，是因为这部书很可能是由曾子和有子的弟子们最后编辑而成，他们自然要为先师脸上贴金。而根据《论语》中孔子对弟子的评价来为弟子们排先后座次，如前所述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得讨论。至于为什么在咸淳三年子张能够超越有子而升“十哲”，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子张的思想及主张暗合了南宋末年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咸淳三年(1267 年)前后一段时期，南宋受到来自北方元朝的压力越来越大，内部更是内忧不断，由于贾似道专权，军政愈加腐败，民力益竭，将士离心，战备松弛，一切都预示着南宋即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南宋迫切需要一种“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的精神，振奋鼓舞人心，号召人民勇于起来抵抗外族入侵。

从《论语》中有若的议论看，有若在继承孔子思想方面尤其重视“孝”道，他曾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并且相当重视“中庸”的思想，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重要观点。所以，有子的观点更加适合治世时期用来教育、引导人民，却并不利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关头激发鼓励群众。而子张属于孔门中的过激派，相对于孔子其他学生固守中庸学说，子张重于入世，侧重于现实的政治实践。他所主张的“见危致命”与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是很相近的。《艺文类聚》引《庄子》佚文云“子路勇且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参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这句话不一定是孔子自己的话，但可作为庄子或其后学对子张的批评。武与勇有别，屈原《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也是把武与勇分开来的。这就明显地表明：勇指胆量，武指精神了。所以当南宋小朝廷处于风雨飘摇之时，他们去大力提倡子张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清代前期在子张的评价问题上也没有新的突破。鸦片战争后，随着学术理想精神的回归和新方法的出现，关于子张的评价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以康有为为代表。

康有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虽然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但是他更在意并为之努力的是改造儒家学说使之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需要。康有为在改造儒学的过程当中对子张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其评子张“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云：“执德不弘，则狭小拘泥，而不能变通尽利，因应随时;信道不笃，则游移迁变，而无定力负荷，守死力争…… 子张此言，真为治世传教之要……后人误尊曾子，遂抑子张，是目迷白黑，颠倒高下，此孔道所以不明也。”

再如其评子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一语时说：

“朱子曰：子夏之言迫狭，子张讥之是也。盖子夏回守约者，以之为门人小子，慎其初交，无比匪人，无亲损友，亦未尝不宜也。子张之说乃深得圣道，宏奖风流，贤则尊之，善则嘉之，又推施仁恕，众则容之，不能则矜之，有万物一体之量，有因物付物之怀。”

对于《论语》攻击子张之语，他更为不满。“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康有为注曰：

“类叙攻子张之意……曾子守约，与子张相反，故不满之。人之性，金刚水柔，宽严异同，嗜甘忌辛，趣向殊科，宗旨不同则相攻。上章只以为未仁，尚无定论，难与为仁，则过矣。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历论诸子，而孔子谓子张不弊百姓，以其仁为大。又言其业功不伐，贵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所谓尊贤容众，嘉善矜不能，仁孰大焉。孔子许子张，几比于颜子，可为定论……朱子误尊曾子过甚，于是不考，而轻子张为行过高而少诚实恻怛之意，则大误矣。”

从这些引自康有为《论语注》中的话来看，康有为对于子张是相当推崇的，对于历史上尤其是《论语》中对子张的批判一一驳正。康有为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处处体现出打压传统上公认的儒学正宗曾子的倾向，他指出《论语》当中之所以对曾子有如此高的评价，对子张有如此低的评价，原因在于最终编辑《论语》而成书的是曾子的弟子，而曾子“守约”，在思想主张方面与子张正好相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误尊曾子，而抑子张，是“目迷白黑，颠倒高下”，遂使真正的孔子的思想昩而不明。

至于子张的思想，有两点是康有为最为看重的：

一是子张博爱的心胸。子张在回答子夏门人请教交往的问题时说，与人交往要有一颗包容的心，既要“尊贤”，又能“容众”，既要“嘉善”，又要“矜不能”。即是说既要有高洁的人格，坚守理想，努力实现政治抱负，而又不能因为现实的污浊、群众的无知甚至愚昧而沮丧，从而失去对前途的信心。康有为在批判传统儒学、构建新的适合时代需要的儒学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挖掘和利用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博爱精神。他认为，儒家孔孟学说中也充满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关于“仁”为“博爱”之义，康有为多次反复申说。梁启超曾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国家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其哲学之本，盖在于是。”由此可见，博爱在康有为哲学思想中的重要位置，以及他相当重视子张这句话的原因。

二是勇于作为、勇于奋斗的精神。康有为是一个非常重视实践的人。他所处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旧中国日趋没落，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政治衰败、民生凋敝、思想沉寂，散发着垂死的气息。为了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清王朝竭力用程朱理学去维护森严的等级秩序。高压使整个社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知识分子们更是只求自保，“避席畏闻文字狱，读书只为稻粱谋”，明哲保身，趋福避祸，将毕生的精力虚掷到考据、训诂等乾嘉学派的学问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丧失殆尽。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代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从故纸堆中走出来，担起使命，直面现实，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康有为的这种思想正是他非常注重子张这一观点的原因。

总之，纵观历史上对子张的评价，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点。一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对于能够全面了解子张的思想特点，目前面临极大的困难。孔子逝世后，从子张之儒居八派之首这一客观事实看，子张当时影响很大，也应该是留下了很多著述的。陈连庆认为《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等七篇为子张氏之儒的著作。但是，由于各种人为或者自然的原因，这些资料我们无法看到。这不但为我们认识子张和他的学派带来困难，也确实是后代误读子张的一个原因。二是每一个时期人们对子张都很难中肯、全面地进行评价。他们的评价往往都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评价子张，不如说他们是在建立自己的学说更为合适。

8、加封祭祀

子张自公元前446年病逝后，三百多年间一直寂寞，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并把儒学作为专制王朝的指导思想，孔子及弟子始得尊崇，颛孙子张的地位随着老师孔子一起不断提升。

子张容貌俊美，待人宽厚，与子夏等并列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十哲之四。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中，众多孔门弟子注名者不多，子张是注名者之一。作为孔子的知名弟子，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他进行了加封。

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即以其配祀孔子。

北齐天保二年封子张为萧伯，存奉祀。

北周武帝改封子张为陈伯。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诏以颛孙师，增“陈伯”。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 )十一月东封礼毕，幸曲阜县，谒文宣王朝上，服靴袍请庙酌献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家属陪列，有司定仪，止肃揖上，再拜，又幸叔梁纥堂，命刑部尚书温仲舒等分奠七十六弟子，先儒叔梁纥颜氏上制赞勒石庙中，后幸孔林，以树木拥道降，兴乘马至文宣王墓，释拜追谥玄圣文宣王，追封孔子弟子陈伯颛孙师为宛丘侯。

徽宗政和六年(1116)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诏，孔子高弟子所封侯爵与宣王名同失弟子尊师之师乞请以宛丘侯颛孙师为颖川侯瑕丘侯，鲁子为武城侯。

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春正月，考以著述功多，封陈国公升十哲位。

明嘉靖十年(1531)诏撤塑像，立木主曰：“先贤颛孙子子张”。

子张章服，始于宋。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诏定文宣王冕服九旒，弟子各照本朝封爵品级，宛丘侯七旒七章。徽宗崇宁五年(1106)考正文宣冕十二旒服九章，宛丘侯依五礼新仪合用七旒七章。金大定十四年(1174)国子监起请大成殿，圣像以陈国公像九旒九章。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闰七月戊申封陈国公十哲位。清雍正时，加封子张为陈国公，配享孔庙，位列孔子之左，西位东向。塑像坐高2米，头戴九毓冕，身穿九章服，手执躬圭，一如古代上公礼制。这是子张受到的最高敕封。

子张祠

根据清同治十三年(1874)刘庠编篡的《徐州府志》卷十四中所记，邹县有子张祠。邹县子张祠又称颛孙祠，坐落在孟庙西侧的亚圣路路西，今南关居委会北侧一块约二分之一近似四方形的地方，就是子张祠的具体位置。正殿三楹，左屋三楹，右屋三楹，门屏一座，大门三楹，上有“子张祠”块匾。计地基一亩六分。庙貌壮观崇隆。后因战乱被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尚有遗存格局可辨。

据《颛孙家谱》记载：“子张祠始建于至元元贞年(1295),位于邹之南门西，与中庸书院并峙，代有奉祀。”

据康熙五十四年(1789)《邹县志》记载：子张祠址，原系南关社学，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时任知县胡继先建造。

据颛孙家谱载：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十二日，上观兴太学崇重贤裔，释奠孔子及门配，举孔颜鲁孟子孙咸在，上爰询曰，窃年十哲俱圣门高贤血食万禩，合当均享卒寥寥无嗣識为缺典。敕下该部暨各省守土官，源有十哲嫡裔有家谱，可凭者尔等即申解部兴灭继绝，崇礼贤禋。颛孙承志偕弟光启携谱售本县一豸万公，即申学薹，转呈到部题请我皇上即敕下该部降银三千一十两营创子张庙像，知兖州府事王隆德、知邹县事万一豸，卜于邹邑南关街西建庙塑像，与孟庙互峙并壮大观。

由此可见，子张祠非一般家族祠堂，而是明朝政府的礼制空间。

《邹县志》还引旧志云：邑有孙姓者认先贤颛孙后裔，意希袭爵，塑颛孙子张于内。阖邑士子公揭于巡按学道，发明其伪，不应奉祀。知县黄应祥谓：先贤五地不可祀，己成之像仪不可毁，因设祭田一顷一十三亩，坐落龙河村，并有司主其事，孙姓者不兴嫣。

关于子张祠在诸多文献均有记载，清冯云鵷《圣门十六子书》颛孙子书卷五引《山东通志》曰：颛孙子子张祠在邹县南关明万历间建。光绪十八年将改祠记为颛孙祠：“颛孙祠：旧志云子张祠。光绪十七年。”

子张祠在清代光绪辛卯春，由时任知县吴若灏捐俸禄重修，并于光绪十八年立“重修颛孙祠碑记”。修复后祠的建筑风格是：

“梓不求巧惟其檏，瓴不求工惟其坚，绘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状观惟其久远。”吴若灏说：“孔子系出汤孙，阅千载而发祥于鲁;颛孙绪承妫后，历千年而奉祀于邹。朋德之后有达人，光远而自他有耀。一圣一贤，何其若合符节耶?”。

徐辟

1、仙源伯徐辟

徐辟，系东鲁统系始祖，孟子的著名弟子。孟庙亚圣殿，始建于宋宣和三年(1121 年)除主祀亚圣孟子外，还供奉着其著名弟子徐辟、公都子、高子、盆成括、屋庐连、浩考不害、公孙丑、陈臻、钱唐、子叔疑、孙爽、彭更、咸邱蒙、孟仲子、万章、充虞、季孙氏、桃应、孔道辅等。

徐辟，字新章。父渊，兄垂。战国时人。生于周显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45年)，卒于周赧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67年)。原居东海(郯城)，幼年随父亲迁徙邾国。

早年，择师友颛孙子莫，面壁九年，致力而学，多有长进。从21岁起，师从孟子，执经问难，正其心，去私欲，秉其道，修其身，颇受孟子垂爱。30岁许，随师游说宋、魏、齐、滕诸国。41岁仕齐为客卿，为政清廉，治国有方，德勋名立。卒后，葬于今邹城市东20里许香城境内的徐家桃园。其言行《孟子·卷五》有记载，《朱子语类·卷十一·三十》有注解。因其为徐偃王之后，又是孟子的得意门生，以乐善好施著称于世。

宋政和五年(1115)诰授“仙源伯”，从祀孟子，位设西庑。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又谥“先儒徐子”。徐辟墓、祠均在徐家桃园，爲邹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孟庙中有其神位，列爲孟子的著名弟子。有赞曰：稽公之家，世居于淮。瞻公之貌，温厚和谐。孟子设教，亲炙靡涯;生面旯读，吐属丽佳，洵哉。亚对之徒，又谁能与尔为侪。

2、徐辟世系考

徐姓源出嬴姓。徐姓起源比较单一，源自东夷部落，称作“天下徐氏出东海”。

根据始修于淳熙乙己(1185)的《鲁南徐氏族谱》中的记载：“徐氏宗族起源于西周至春秋时代，周穆王封偃子为东海郡王，徐国以国为姓，徐氏姓之有也，称之为东海世家。自皇帝至偃王 42世。徐氏先祖徐辟生于战国末期的周显王时代，在父母教诲下努力好学，中年拜孟子为师，经师长者言传身教，后到齐国建学宫、开讲习。”

据《徐氏族谱》载：东鲁徐氏的始祖为辟公，系孟子的著名弟子。原居东海，后迁邾国(今邹城)，距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生生不息，世代兴旺，成为著称海内的一方望族。

据清光绪十八年(1892)《邹县续志》载，香城镇徐桃园，东周后期建村，是先贤徐辟的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