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要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其中，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有效扩大居民消费，对于潜在增速仍处于下滑阶段但要在近十年保持中速增长的我国经济来说，非常重要。扩大消费，关键要看清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打通消费领域的“堵点”和“痛点”，破除制约消费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提升消费领域治理能力。

一、制约居民消费的主要经济因素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制约居民消费的主要经济变量有收入、价格以及预期。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一是绝对收入水平；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占比。

　　宏观上，我们可以用人均GDP来表示国家的发展阶段，这也决定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即在收入很低时，消费基本都是生存性消费，也就是恩格尔系数高；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就会有其他的消费需求了。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包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同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等。

　　从绝对收入水平来看，2020年末，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尚未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预计未来两到三年，我们将会跨越中等收入国家；到2035年，我们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那时，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将会再上一个大台阶。

　　从居民收入的占比来看，2013至2020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平均约为43%，从初次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是偏低的。

　　二、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选择

　　当谈到扩大居民消费政策的选择时，实际上面临着两种策略：一是从长期看，改变居民收入水平低、增长慢的局面是扩大消费的治本之策；二是从在短期看，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扩大居民消费主要方式有五个方面。

　　第一，提升居民工资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要提高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降低宏观税负，提高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二是改善就业市场的包容性和效率；三是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改变附加值低、盈利能力弱的不利局面，为工资上升的空间提供更多可能。

　　第二，缓解发达地区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个税过高问题。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已经过多次调整，让无数工薪阶层从中受益。不但调高了起征点或免征额，还增加了一些如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相关的专项扣除。在2019年的个税调整中，约8000万纳税人享受了减税政策的红利。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在日常生活中，居民一般会将可支配收入分割为消费和储蓄。对此，我们应重点关注预防性储蓄对扩大消费的制约。从理论上讲，储蓄动机的强弱与居民对未来的大额支出相关，这其中就主要涉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完善程度。未来，如何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我们将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第四，尽快取消限制大宗消费的政策。对此，《纲要》提出，提升传统消费，加快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健全强制报废制度和废旧家电、消费电子等耐用消费品回收处理体系，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第五，平台反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涌现了一批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平台。2020年底至今，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公布了数十起互联网反垄断执法案件，其中一部分是对平台入驻商家的保护，更多的是对消费者的保护，如对消费者信息安全的保护、对消费者权益侵害的治理等。

　　现在是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又是电商或者说网络市场发展得最快的国家，线上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活力，包括增加就业、解决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调整一些方面的滞后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所以，对于线上交易、线上消费，我们提出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出台，对规范电子商务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20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频频举起互联网反垄断之“剑”，对一些垄断巨头、不规范行为进行治理，在维护了产业发展、市场秩序的同时，也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促进了新型消费的发展。

　　在网络消费领域，我们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兴的消费、新兴的业态、新兴的渠道，既需要我们提供更多的政策，也需要我们以更多的研究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最终达到优化网络市场的交易秩序、保护产业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效果，为消费升级提供更合适的产品、服务以及更便利的渠道、更安全的环境。

　　居民消费能否不断提高，不仅关乎民生的改善，也关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居民消费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必然要求，既需要我们破除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也需要我们开展一系列体制性机制性的变革。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是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牢牢坚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