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母情结”是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二十世纪被称为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在文学评论领域也掀起了一阵狂潮。《红与黑》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斯丹达尔的代表作品，作者在书中通过于连的家庭环境、幼时的阅读倾向等展现了一个童年时期深受欺凌而对书中的母性形象及其向往的恋母情结，而此种情节作为于连人格的一部分，在后文中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雷雨》则是我国文学评论界一直以来的重要话题之一，其主人公“周萍”被誉为典型的“恋母情结”人物。

文学评论界常将周萍同其他诸如俄狄浦斯一样的典型恋母形象来比较，从而体现东西方剧作家在处理同样恋母情结中的不同点。《俄狄浦斯王》与《雷雨》中，俄狄浦斯和周萍二者皆将其自身的恋母情结转化为了实际的行动，并且从故事的载体来看，恋母情结在周萍和俄狄浦斯身上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具体，这是由载体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剧中的冲突尖锐、激烈、高潮迭起，再通过戏剧演员的生动表演，使得二者作为恋母情结的典型性格更加形象且具体。

《红与黑》和《雷雨》中，于连和周萍二者的恋母情结看似大相径庭，但实际上却有共通之妙。从故事发生的环境上来看，于连的恋母情结体现在其幼时对书籍里慈母形象的渴望在德·瑞那夫人身上的投射；周萍与于连类似，自小缺乏母爱的温暖与呵护，繁漪的出现完美的符合了周萍自己对于母亲的任何幻想。

弗洛伊德认为，男孩从小就对母亲怀有别样的依恋，具有恋母反父的倾向。周萍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将其作为了自己对繁漪情感压抑的同情并对其安慰，这种安慰成为了繁漪在周家唯一感受到的温暖，所以繁漪想要紧紧把握住这一束光，而繁漪的主动，成为了爱上繁漪的主要推动力，继母填补了周萍少时对母爱盼望的空缺，于是他便主动拥抱了自己的恋母情结。周萍钦佩他的父亲，但更多的是对其咬牙切齿的恨意与惧怕，这是周萍和继母第一次第一次发生关系时说的，他希望自己的父亲死。周朴园是个果断专横的人，他将繁漪关在房里，且执意认为她又病，强迫她吃药，这样独断的性格让繁漪对周萍产生了依赖性，也使得周萍对其畏惧与服从。与自己的继母偷情，让周萍觉得自己赢过了自己的父亲而产生了异样的快感，使得他沉迷其中。这样的爱相较于真情，更多的则是出于自己*的满足，所以当四风来到周萍的面前，她就成为了摆脱乱伦负罪感最好的工具，恋母情结的另一个替代品，《雷雨》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便真正开始向高潮推向。

于连的恋母情结与周萍类似，二者有着相像的少时经历，但于连对自己恋母情结的回应并非像周萍一样仅仅只是对*的满足，这与二者生活的典型环境与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的不同。周萍是从小生活在富家的小少爷，衣食无忧，他的整个活动环境仅仅只有他父亲创造的这个资产阶级的屋中，在此之上，周萍唯独缺失的就是母爱；而于连对于母爱的渴望较周萍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渴望的却不仅仅是母亲的关怀，还有对于拿破仑时代的向往，他想要在战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由此看出，恋母情结在渴望自我价值实现的于连身上，成为了一种隐性欲求。在精神分析法中，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是左右其思想与行动的主要力量，体现在《红与黑》中，就成了于连渴望母爱的隐性欲求。而这种隐性欲求在德·瑞那夫人身上得到了激发，无意识的恋母情结使得于连在德瑞那夫人的面前能够敞开心扉，这和与玛特尔小姐的恋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更是于连区别于周萍的核心，周萍对繁漪和四凤的依恋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对周朴园恨意的影响，而于连对德·瑞那夫人的爱则是潜意识里对母爱纯粹的渴望，在年长的温柔贵妇人的一声“孩子”下本能地对德·瑞那夫人产生了爱慕的情感，二者在形式上都表现为“俄狄浦斯情结”，但实质上则是抗争与渴求的本质区别。

“恋母情结”，又或者说“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类最原始的*。《雷雨》和《红与黑》这两部中西方文学著作都反映了人类出于对母爱渴望下，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寻找其替代品或者另外的感情寄托，而作者通过文学的形式将这种人类最软弱的部分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