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介绍礼记中的学记等内容。
兴办教育的前提中国古代的儒家，非常重视对民众的教化。教化，比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内容更为丰富。教育，主要是指青少年的学校的教育，是传授知识的教育。而教化则是对全体民众的教育，让他们懂得礼义廉耻，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遵守秩序与法律的重要，懂得做人的本分与准则。这不只是读书学习的事，而是如何做人的事，要贯穿人的一生，让教育的内容，转化到人性之中去，所以称之为教化。
这样的教化，在儒家看来，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这一点，早就由孔子提出来了。孔子到卫国时，他曾感叹道：“这里的人口好稠密！”他的学生冉有听了，就问道：“人口稠密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那就教育他们。”
必须先让民众富裕，然后才谈得到教化。《礼记》里也说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这句话可以做两种解释。一个解释是，在无旷土无游民等等之后，就来兴学。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在无旷土无游民等等之后，才能兴学。这两个解释，实际都是题中必有之义。
孔子只是简单谈到富裕与教育的关系，《礼记》则说得比较详细。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丰富。看了《礼记》的说法，则对孔子的说法形成更具体的认识。《礼记》的中心思想，是讲礼的问题。礼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具体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制度与思想。礼必须由社会或国家教给民众，它不会自然地产生于人们的心中。所以在《礼记》中讲到教与学的地方特别多。儒家所说的教化，无非是把礼及礼的精神传播到人们的心中去。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为知礼行礼的人，这就是教化的最大目的。
为了完成这一社会性的任务，《礼记》继承孔子的思想，把兴学亦即教化的前提条件，专门提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没有这些前提条件，教化就会落空。而从实际效果看，有了前提条件，教化可得以实行，而教化的实行，反过来，又会促进这些前提条件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教化与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双向良性互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人们一贯重视教化，这正是确实看到了教化的社会意义。不然的话，它也不会成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化民成俗必由学《礼记》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还体现在它有一篇专门的文章，讨论教化与学习的问题，此篇文章，就是《学记》。
《学记》不只是讲学，它的中心就是说明教化的重要性，及具体的方法。《学记》的第一段，开宗明义，明确说明学习的重要作用：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一个人如果只要求自己的思想念头合乎法律，做个善良之人，他就只能得到一点好名声而已，要想带动群众，那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的意思。这样的人也许能够保持良民的资格，但却因为他没有主动学习的意识而不能在社会中产生更大的导善作用。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对于君子和建国君民的统治者来说则是远远不够的。
就贤体远，是说统治者亲近贤人体恤远方的民众。这样的做法只能感动民众，但不能教化人民。做为统治者来说，这仍是不够的。君子的任务是化民成俗，帝王的职责是建国君民，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就必须学习。
“念终始，典于学”，是说统治者要能够考虑到：统治天下是一种有终始的事，它不会自动地使其统治长治久安，平安无事，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要懂得学习对于统治的深远的帮助作用，因此就要把学习做为治国安邦的永远有效的工具。
《学记》一开始就把学习和国家的统治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它当做个人的事业。认为学习是君子（即统治阶级）和帝王的重要事业。它说学习可以化民成俗，也就是说，统治者是利用学习来教化民众，改善风俗，以此做为巩固统治的文化工具。所以自古以来的明智帝王为了建国君民都要把教学做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并且把这种信念写进了经书，告诫其后来的接班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它所说的学习，实际上是教学，也就是教化，而并非只用于律己的自我修养式的学习，这一点与人们常说的学习大不相同。当然这个学或教学之中，也有所谓琢磨成器学而知道的意思，但它更重视的是学的化民成俗之作用，及其对于建国君民的工具作用。在它看来，个人式的修善只有有限的作用，不能对于统治人民产生影响，因而把这种学习放在最低的层次。至于帝王的就贤体远之类的善举，也不能对于统治发挥多少作用。最有效的工具乃是教学，亦即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