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存在民营属性的隐性实际控制人

还有很多国企表面上看国有属性很强，但隐性实际控制人为民营属性。比如在某些股权关系中，国有股权处于相对控股地位，民营股权比较分散，但存在股权代持，另外一个企业D只是作为企业A登记的*代持C的股份，并不出资也不享有经营权，实际上民营企业C才是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例如在2003年，方正集团经过改制，北大资产持有其35％的股权，并引入北京招润、成都华鼎、深圳康隆三家“战略投资者”，分别持股30％、18％以及17％，而李友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溢价收购逐步控制了北京招润，北京大学是方正集团的名义实际控制人。2005年，成都华鼎和深圳康隆无偿向北大资产转让35％的股权，至此北京大学一共持有方正集团70％的股权。但据消息称李友及其一致行动人也为两家社会*成都华鼎和深圳康隆的实际控制人，所转让的35％股权系为支持北大渡过难关而代持，方正集团的隐性实际控制人应该是李友，而非北京大学。

近年来股权代持还出现了另外一种运用，让民企摇身一变为国企。市场中存在不少为民企提供国资挂靠服务的中介组织，它们对接民企方和国企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在为民企增加国企背景的同时，又不会干预企业的日常运营；而不同层级的国企方也能获得一年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挂靠费用。

具有正规业务、血统纯正的国企更加值得信任。挂靠国企的行为虽然不少，但其实真正有实力的国企会战略入股有投资价值的民企，而非提供挂靠和代持，投资行为也需要经过国资委层层审批，批复时间长、合规手续复杂。市场中大多数平台售卖的挂靠资格多源自于国企旗下各个层级公司，并非具有正规业务、血统纯正的优质国企，部分并无实体业务，大多是源于股权结构可以追溯到国资或国企的类国企。所以对于这类血统不纯正的类国企我们要尤其注意，它们往往在假国企出现流动性风险时抛出股权代持协议，并不履行其连带责任。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看该公司是否纳入国有成分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来判断该公司是否存在隐性控制人。现行会计政策要求合并会计报表中应包括由母公司控制的全部企业，具体情况包括：母公司（控股公司）持有被投资公司50％以上权益性资本，并能对其行使控制权；或者虽然不持有被投资公司半数以上的权益性资本，但事实上已能够控制被投资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方针。因此，若某“国企”并未纳入其实际控制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则该公司很有可能存在非国有属性的隐性控制人。

2.2.3实际控制人不明，大*具备国有属性

法律中对控制权要求是“持股50％以上或可支配股份表决权超过30％或可支配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在分散的股权关系中，任何一个*方无法对企业经营形成实际控制，企业无实际控制人。如果股权中既有国有成分又有民营成本，就会出现企业属性模糊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Wind将其判定为公众企业。这类企业可能是由国企混改而来，国有属性较强，但在其“国企光环”褪去之后，会逐渐暴露出问题，需要投资者警惕。

以中信国安为例，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在 2014 年之前由中信集团全资控股，2014 年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引入民营资本，国有股权占比下降至 21％，由国企转变为公众企业。由于初始资本金不足，中信国安一直以来都依赖高负债模式推动多元化的扩张，改制后也并未放弃高杠杆扩张的老路。但混改后的中信国安逐渐受到“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高杠杆难以为继；同时又因为实控人缺失、股权分散而导致企业内控失灵，企业最终陷入违约泥潭。

2.3 常见的国企伪装套路

为了将自己伪装得更全面彻底，企业常常会采用相似的套路：（1）寻找早期成立的国务院体系下非主流事业单位的子公司乃至更低层级企业的关系，即政府的“远亲”；（2）找到该公司的领导成员，想办法拿到章后以该企业名义注册集团公司，注册金额尽可能高；（3）以管理公司的名义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字头集团公司，并回国成立中字头集团公司；（4）最终假借国企名号，在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迅速扩张。

这类企业往往在股权结构、企业名、官网等方面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其进行防范和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