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供图

在数量庞大的用户面前，手机号属于稀缺资源。“二次放号”能循环使用码号资源，是有效盘活闲置通信资源的必要手段，但它也给用户带来了一些麻烦。

你的手机号是不是常接到陌生来电？是不是用刚买的手机号在注册App时，显示该号码已被占用？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你可能遭遇了运营商的“二次放号”。你的手机号可能是个二手货。

所谓“二次放号”，是老用户停用或弃用手机号后，号码由运营商收回，空置一段时间再次投放市场供新用户选择。

截至9月底，我国三大运营商移动电话用户数已达16亿户。在数量庞大的用户面前，手机号属于稀缺资源。“二次放号”能循环使用码号资源，是有效盘活闲置通信资源的必要手段，这在国际上也是一直通行做法。

新手机号却“旧账”难了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以中国移动为例，老用户欠费停机或弃用手机号120天后，号码即自动注销，通信运营商会把这个号码闲置6个月，再重新投入自身销售体系之中，让消费者在市面上再次选购。”

记者咨询中国移动官方客服获悉，“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就是号码闲置期间的自动提示语。此外，分辨新号和回收号较为困难，只有让通信运营商查询该号有没有交费或办理业务的历史记录，才能进行区分。

小惠（化名）是运营商“二次放号”上亿亲历者中的一员。几年前她从南方小城来到北京读研，开学时见通信运营商进高校做活动，于是实名制购入一张含校园套餐的手机卡。“买手机卡后不久，有数位外地陌生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某某，我才明白这应该是别人用过的号码。我的处理方式就是拉黑，一听不对马上挂电话。”她说。

她还向记者吐槽，这个手机号已经被原号主绑定了各种App，包括微信、京东等主流应用，所以她花费了挺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多次验证，才将自己的微信、京东账户重新绑定在新办理的这个二手号码上。

遭遇二次号如何处理

相信和小惠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不在少数。那么不知情下买了二手手机号码，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一般向打电话的人说明自己并非原号主就行。如果*扰电话很多，可以向运营商投诉，要求换号。”前述业内人士表示。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副研究员李海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坦承：“完全杜绝老用户亲朋好友打来的电话，技术上还无法实现。因为运营商不知道谁是谁的朋友，包括新老用户是不是有共同的朋友。”

小惠透露，自己使用这个号码的半年内频繁接到找原号主的电话，坚持用了几年，通过挂电话、拉黑以及向对方说明等方式，现在情况好多了。但是据她所知，有些人会因为不胜其烦而主动放弃*扰电话或催款电话过多的号码，前往营业厅重新购入一个新号。

如果杜绝不了*扰电话，那运营商能不能把原号主绑定的数据信息都清空再放号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App所属公司跟通信运营商不是一个公司，怎么清呢？”前述业内人士说。电信专家项立刚也表示，理论上除了手机原号主，其他人如通信运营商、App所属公司以及新号主都没有权限对App账户进行解绑。

不只是运营商，个人也可能进行“二次放号”。项立刚解释道，手机号码尚未实名制时，有些人图便宜从小贩手中买入手机卡，结果发现手机卡早已绑定陌生人的身份证，但他们对此也不够重视。一旦手机被盗，容易陷入无法证明自己是卡号持有者的尴尬境地，连挂失手机卡都是问题。遇到这类个人“二次放号”，项立刚强烈建议，尽早前往线下营业厅，尽可能争取将号码与自己的身份证绑定或者换号，否则后患无穷。

“二次放号”只为弥补资源缺口

既然“二次放号”给新用户带来了这么多问题，那么以不断放出新号替代“二次放号”可行吗？

“受制于人口基数巨大和号码资源有限，不断释放新号的现实性不强。”前述业内人士解释说，手机号码共11位数，按照号码编号规则，前3位指代不同运营商。“手机号码后8位算起来才1亿个号码，很多人用2—3个号码，平均下来，中国12—15亿个号才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所以不对弃号进行回收利用太不现实，因为号码缺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无限扩大，而回收利用后就相对没那么紧缺了。”

那么增加手机号码位数是不是能解决号码资源紧张的问题呢？

在项立刚看来，如果将手机号由11位数字升级到12位，数量上或许能够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以往电话号码也是从4位数逐步升为6位、7位到8位数的。不过，升级号码数的成本显然超出效益。“如此一来，运营商的整个管理系统都要升级，成本是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相应整个社会系统如银行系统都要升级，成本扩张至千亿元。”

为二次号解困之路还长

面对“二次放号”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多位业内专家表示，消费者作为享受通信服务的主体，享有知情权，在其办理号码入网协议时，运营商应明确告知号码是否为二次号。另一方面，如何针对二次号完善服务体系，比如全面清除老用户的信息、痕迹，与相关第三方联动解绑各种捆绑账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针对原号主绑定App然后弃用号码的问题，李海解释道，最初移动通信系统设计时没有考虑到用户号码绑定第三方服务的问题，目前也没有有效机制来管理二者之间的捆绑关系。这种机制的建立显然超出技术范畴，而属于社会治理范围了。

项立刚说：“理论上，消费者应在注销号码之后再弃用号码，注销要去通信运营商的线下营业厅，还要解绑手机号码所注册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账户，但是消费者通常采取的做法是直接扔掉手机卡；甚至有些人用手机号注册小额贷款后恶意弃号，这种情况实际上应该受到惩罚。但运营商没有办法对这类情况进行监管。”他建议，最为可行的办法还是通信运营商联合政府、行业协会、互联网公司或者其他公益组织，建立一个号码查询系统，实现数据互联融通，让消费者在购买时可以查询号码是否还绑定其他应用，再决定是否购买或选择号码。

当前，行业主管部门和通信企业已着手建立数据互通平台，协调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间的信息互通和账号管理。比如，工信部指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建立了码号服务平台，中国移动推出了“二次号查询服务”系统，以及部分商业机构建立了二次号付费解绑平台等。

李海认为，“二次放号”仍旧是当下应对号码资源紧缺的重要手段。要彻底解决二次号的问题，必须修改现行技术标准，改变号码的使用规则，“改变号码使用规则是有技术基础的。”他说，现有移动通信网络基本上都是基于IMS（IP多媒体子系统）架构，IMS标准允许类似邮箱地址的标识代替用户号码，这样就不存在号码的数量限制问题。不过实施这种方法还需要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共同努力。“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会被逐步解决。就如同现在我们可能只有朋友的微信号，而没有手机号码一样。”李海对此充满信心。（记者 唐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