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欲修其身者，先正^①其心^②；

【注】①正：端正。

②心：思想，心志。

【译】想要使自身的品行修养达到高尚完美境界的人，必须端正自己的思想，（随时随地以道德礼法约束自己的言行，不生恶意妄念）。

【评】中国人所谓的修身，更多的是指修心，是德智双修，也就是说，既修其德，亦修其智，二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上段评论中所说的大舜齐家的故事也说明，他之所以能处理好如此极端棘手的家庭关系，要归功于其德行和智慧，如果他自身修行不足，则断然无法达到最终皆大欢喜的结局。《大学》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即是修其才智，而诚意正心则是修其德行。具体说就是，通过学习实践获取知识和阅历，则智慧才能增添，使自己具备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修行历练达到意愿真诚，心志纯正，则道德修为高尚。修才智与修德行是修身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录了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事件，他在评价智伯败亡时，就“才德”和用人之道曾有极其精辟的论述：“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臣司马光言：智伯之所以败亡，因其才智胜于德行。才智与德行不同，世俗混为一谈不能辨别，统称为贤良，这正是看错，用错人的根本原因。聪颖，明辨，刚毅，勇猛是才智，纯正，刚直，中庸，和众是德行。才智于德行是锦上添花；德行于才智是驾驭之辕。……德才兼备是圣人，无德无才是愚人；德行胜于才智是君子，才智胜于德行是小人。用人之道，如果得不到圣人和君子，与其用小人，不如用庸人。为什么？君子凭借才智为善，小人凭借才智做恶。君子凭借才智为善，则其善惠及四方；小人凭借才智做恶，则其恶祸及四方。愚人即使想做恶，但其才智不足，没有这个能力，犹如吃奶的小狗攻击人，人可以轻易将其制服。小人的才智足以成其奸谋，其胆量足以逞其暴虐，犹如生了翅膀的老虎，其为害更甚！德行高尚者往往令人敬畏，而才智周详者往往为人所喜爱；喜爱的人容易被亲近，敬畏的人容易被疏远，所以遴选人才者大多会被人的才智所惑而忽略其品行的高下。自古，国中的祸乱之臣，家里的败家之子，都是才智有余而德行不足，最终导致国亡家败的太多了，岂只智伯这一个例子。所以国君、家长如果能明察才智与德行的区别并明白二者孰轻孰重，又怎么会看错人，用错人呢。

而明成祖朱棣和太子朱高炽父子之间一段关于才德之别、君子小人之辩的对话，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仁宗为太子，曾侍侧，成祖顾问讲官：‘今日说何书？’对曰：‘《论语》君子小人和同章。’问：‘何以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易进难退？’对曰：‘小人逞才而无耻，君子守道而无欲。’问：‘何以小人之势常胜？’对曰：‘此系上之人好恶，如明主在上，必君子胜矣。”’又问：‘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弃者，须常警饬之，不使有过可也。’”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明仁宗（朱高炽）还是太子时，曾经陪侍于明成祖（朱棣）身边，成祖问东宫侍讲官员：“今天讲什么书？”侍讲官员回答：“是《论语•子路》第十三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章。”成祖问太子：“为什么君子难以招纳为我所用而轻易就会隐退，小人却乐于归附而难以摒除？”太子回答道：“小人自逞才能但没有廉耻，君子固守道义而没有私欲。”成祖又问：“为什么在君子和小人之争中，总是小人得胜？”太子回答道：“这是居于上位者的好恶所决定的，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当政，则君子就会胜利。”成祖又问：“有贤明君主当政，都不用小人？”太子回答道：“如果小人确实有不可多得的才能也可以使用，但要经常警示矫正他，不让其犯错就行了。”

关于才德之辩和用人之道，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观点，千古以来也无定论，惟以选人者、用人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