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本是一名乡野书生，是如何产生反清想法的呢？原来，曾静虽然颇读过一些书，但从未考取过功名。在家乡，只能以教书为生。后来，他读了反清学者吕留良的著作，开始萌生反清复明的想法。

到了后来，侍奉八王爷、九王爷的太监被发配到南方烟瘴之地，一路上到处散播关于雍正不利的言论，被百姓听到后到处传播。而这些消息又辗转进入了曾静的耳朵里。于是，曾静以其生花妙笔，将对于清朝本身的攻击以及雍正本人的攻击结合在一起，写出了颇具纲领性的《日新录》。后来，曾静又异想天开，以为岳钟琪是岳飞之后，就一定会给祖先报仇，因此又有了投书之案。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曾静的“谋反”实际也只能打打嘴炮。对雍正的威胁，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从对雍正本人的攻击来说，他确实只做了“屠弟”一项。至于什么贪财好色、好奉承、诛*忠良，都是不白之冤、无稽之谈。

雍正生来就喜欢辩论，他既对曾静的攻击表示震惊，同时又感到庆幸。将问题暴露出来反而更好，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洗刷朝野上下对他的议论。因此对于他来说，活得曾静比死得曾静更好用。于是，史无前例的“皇帝与谋反者”的辩论赛开始了。

辩论赛的第一步，是让曾静重新端正认识，让他见识一下雍正是如何工作的。他让审官收集了各省发来的奏报，这些文件里都写有雍正篇幅极长的批示。

看了皇帝的批阅，曾静傻眼了，看来雍正确实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皇帝。每天工作忙成这样，哪有时间贪财好色、整日酗酒呢？更令曾静惊讶的是，雍正在批阅奏折之时，还当起了校对，连字句笔误和数字不合都标出了出来。曾静不禁感叹道：“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

随后，雍正又将自己批阅的刑事案件文本，交给曾静阅读。在这些案子中，到处都写有雍正一丝不苟地批示，丝毫看不出雍正“极好*人”的秉性。

随后雍正又以书面形式，不断敲打曾静。他以批评曾静最崇拜的“导师”——吕留良入手，要彻底诛了曾静的心。

“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比？”

“你曾静为何尊敬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

“你曾静真的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你曾静自命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志，图谋不轨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曾静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在口供中逐一认罪忏悔：

“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成为弥天重犯的？”

“我这过去的禽兽，是如何脱胎成人的？”

“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雍正见曾静如此忏悔，于是法外开恩，赦免了曾静和他弟子张倬（实际名字是张熙）的死刑。

与此同时，雍正还将自己的辩驳写成了一本旷世奇书——《大义觉迷录》。这种书，系统性地批驳了曾静对自己的指控。

从曾静所持的华夷之辩上来说，自己虽然是满人，也不讳言自己“夷”的身份。然而雍正也认为“本朝之满洲，犹中国之籍贯。”周文王也出身西戎，试问他们难道就没有“圣德”吗？正所谓入夷狄则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中国一向是个文化民族，只要接受忠孝节义之道，蛮夷也能成为华夏。更何况清朝入主中原后，海内一统、臣民百年不识兵革之灾，比当年明朝过得好多了。

在论述清朝的合法性后，雍正又论述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好儿子、好哥哥。至于阿其那、塞斯黑，是因为他们荒悖逆乱，所以不得不施此“管蔡之诛”。至于什么好*、贪酒、怠政、好谀，更是无稽之谈。自己明明是一个勤政、节俭、仁慈的“好君主”。

《大义觉迷录》完成后，雍正命人将其刊印成册，上至各省府州县，下至集镇村乡和驻军军营，必须让所有人都能了解。

随后各国州县学宫却被动员了起来，学官们带领着学子，到底给乡野百姓《大义觉迷录》，即使不识字的乡间小民，也要通过巡回演讲让他们知晓。

至于曾静和张倬，则被派往江浙和陕西进行巡回演讲，为《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在国际力量的支持下，《大义觉迷录》其普及力度之广，读者规模之大，清朝罕有其匹，成为18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人阅读并讲述最为广泛的奇书。

雍正留下曾静一命，真的能说明他非常仁慈吗？这自然是不可能的。雍正没*曾静，却将屠刀伸向了吕留良一家。当时吕留良早就去世了，当时雍正却*了他的儿子，儿孙全被流放到宁古塔给披甲人当奴隶。至于他的尸体，则被挫骨扬灰，著作全被焚烧一空。案中牵扯的刻书人、藏书人一律处斩。

相比于身体犯罪，雍正更加关注汉人心灵的反抗。在雍正的推波助澜之下，自康熙以来的文字狱变得更加猛烈。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到达了顶峰。

1735年10月8日，雍正因服食丹药过量，不幸病死。在死前，雍正一直强调必须要留曾静一命。谁知其子乾隆继位后，事情却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

乾隆继位后不久，便下令将在全国四处现身说法的曾静和张倬抓捕归案。12月10日，乾隆发出命令。到了12月29日，曾静和张倬就被逮捕归案，踏上了押解北京的漫漫之路。

1736年1月31日，乾隆下达了残酷的圣旨：

“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的皇父宅心仁厚，饶了他们的性命。然而我不会姑息他们的罪恶，因此应立即凌迟处死，以遂民望”。

曾静、张熙被处死后，他们的嫡系亲属纷纷被*，十六岁以下的男性以及一些女眷，都被发配到宁古塔予披甲人为奴，所有财产都查抄充公。

乾隆继位之后，便更改雍正的遗嘱。在当时，可谓是有违孝道的。然而乾隆为何要这么做呢？在乾隆这个超级独裁者看来，根本不需要和臣民辩驳什么。皇帝说的话，臣民们听着就行了。如果不听，那就只有*了。

《大义觉迷录》好像是在给雍正申辩，事实所造成的效果反而是欲盖弥彰。大多数臣民，实际跟不了解宫闱秘事。而雍正却将清朝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宫闱秘事公之于众，反而引起臣民们的猜想和编排。

因此，雍正非但没能洗刷自己的恶名，反而让自己名声变得更臭，加之他本身就得罪了有文化的利益集团，故而成为名声最差的清朝皇帝之一。对雍正不利的野史更是层不出穷，甚至有人说，雍正是被吕留良的女儿吕四娘所*。一直到《雍正王朝》的播出，我们才真正认识到雍正作为改革家的正面形象。

在*掉曾静后，乾隆又严令收缴各地的《大义觉迷录》，集中销毁。从此以后，《大义觉迷录》从一本颁行全国的书，成为了收藏家手中的宝贝。